天问者的苦旅：怀念方增先先生
时间：2020-04-08 来源： 作者：亚星艺术网 点击次数：
1988年，方增先先生和他的同学在上海国画院门口合影。
2019年12月3日，中国水墨画家方增先先生惊魂未定地逝世。11月中旬，我的导师刘国辉先生打电话给我。本来，我约了时间去上海拜访方增先先生，正好赶上我出国出差，但是我没能去拜访他.对此我感到非常抱歉和自责。
1983年，我考入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主修中国画。方增先先生是在今年秋天从学院转到上海国家画院工作的。1984年春天，在冯源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班的九名学生去上海沪东造船厂写生。在上海逗留期间，他们专门拜访了方增先先生，并留影留念。35年前，冯先生谆谆教导他们清楚。
/晴天/
我认为方增先先生的艺术成就主要有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阶段是教学体验阶段，我称之为“阳光时期”。“阳光时期”是方增先先生的创作和教学取得丰硕成果的时期。他的《粒粒皆辛苦》和周长谷先生的《两只小羊羔》完成了汉字题材内容与中国水墨画技法的无缝衔接，标志着中国水墨画的主要风格进入了“浙江时代”。与此同时，方先生的水墨漫画《艳阳天》和插图《孔乙己》在中国画坛风靡一时。水墨漫画《艳阳天》的出现可以与当时何友芝先生的线描漫画《山乡巨变》相提并论。《山乡巨变》的线性表达和《艳阳天》的水墨意蕴将人物刻画和故事的关联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尤其是《艳阳天》的水墨表达这一高难度的技术层面堪称经典。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传统人物画进入了现实主义表现的历史潮流。郝然先生的小说《《艳阳天》》以简单而深刻的方式描绘了新中国农村解放后的生活故事。方增先先生的绘画版本《艳阳天》只是小说文本的视觉补充。每一个文本和图片相辅相成。水墨人物漫画书《艳阳天》是漫画书行业划时代的作品。方增先先生在“阳光灿烂时期”的一系列创作，成为浙江美术学院传统水墨人物画和现代写实水墨人物画转型的分水岭，推动了整个中国水墨人物画的发展。
1928年，中国高等教育美术教育体系从蔡元培、林风眠创办的国家艺术学院开始，发展成为以林风眠、潘天寿为国家艺术学院的美术教育体系。这一教学体系以林风眠的造型和色彩学术思想影响了周长谷先生，使他在水墨人物画中运用了大量色彩强烈、造型简单的“色彩与水墨发展”方法。潘天寿、黄、的水墨教学思想感染了先生，使他们从研究人的结构和体积入手，创造性地表达了水墨人物的形成和“心源”观察式的水墨积累方法。周长谷、李、顾圣岳、宋中原等“新浙江人物画”流派正是在“潘麟体系”发展的背景下形成的。周长谷先生解决了色墨技法的应用问题，方增先先生解决了形墨关系的问题，从技术的角度为本科教学提供了有效的观察方法。色、墨、形三位一体得到了充分落实和应用，从而确立了“浙派人物画教学体系”的历史地位。
方增先先生最后一幅“新浙派人物画”之死，是中国现代高等艺术教育“潘麟体系”的一大损失，是中国水墨人物画行业的一大损失，也是中国水墨人物画行业一位救星的陨落。之所以称之为救世主，是因为中国传统人物画从唐宋鼎盛时期发展起来后，由于禅宗在唐代的兴起，一种回避世界、践行禅宗的中国文人学风影响了绘画的表现。人物画的主要特征“变得开悟，助人”逐渐演变成一种对世界的隐退。人物画的主题多与隐士、道士、僧人、神仙、女士和名人有关。绘画技巧变得越来越轻便、随意、简单和坦率。文人墨客的诗情画意可以充分展开。巧妙的技术生产被排除在所谓的民间画家的范围之外，人物画因此成为点景风格的非中心内容的表现。此后，人物画、山水画和花鸟画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格局。人物画发展到清代，一直处于全面衰落的历史阶段。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方法引入中国。以西方造型为基础的大学教育方式逐渐改变了以人物为载体的绘画教学方式。人体结构、人体解剖、透视关系、线条与平面的关系等问题直接面对着人类的形象和精神世界。这种西方写实造型观不仅将中国传统人物画带回到以人物为内容的主客观对象，也使中国传统水墨受到质疑。
潘天寿先生的直接提醒“洗洗你的脸”使中国水墨画陷入了被拯救的中国身份的确认，即东西方是如何调和和发展的。周长谷先生和方增先先生此时的艺术创作不仅去除了西方化的光影体表现，而且将花鸟画笔法中的点法和调白粉法运用到人物形象色彩的体造型中，从而解决了素描光影造型给水墨人物形象带来的阴影危险，赋予人物绘画新时代造型笔法的技术语言。方先生为此分别写了《怎样画水墨人物画》、《漫谈人物水墨写生》和《对国画人物练习的几点意见》。在解决体积表示的同时，还必须解决中国素描中线性造型的结构问题。一方面，方增先先生吸收了贝里曼的人体解剖学方法；另一方面，他受到了20世纪60年代从民主德国归来的舒传喜先生的写生方法的影响。他是这样表达结构草图的:
“我并不完全反对明暗对比和夏安的素描，但中国画的重点不是明暗对比，而是结构.那时，我们学校有两个人在谈论结构，一个是我，根据贝里曼的《人体结构》，另一个是舒传喜，用不同的方法。他从德国回来到国外学习，谈论正式的结构。我从现实主义开始，谈了如何快速抓住物体来构造结构。如果这两种结构结合在一起，它们会非常好。这两种物理结构都会很快抓住物体，并且它们会被放入某种形式。这当然是我目前的观点。当时，我谈到了结构。这个体系之所以能够形成，是实践的结果。至于中国画，潘天寿先生一直说主要用线条。既然用了线，那画的线是什么？我发现线是根据结构来使用的。我将首先研究中国的佛像。虽然比例不正确，我还是谈结构。风景、花鸟和佛像都一样。早在唐宋时期，我就很谈结构，但它与乞力马扎罗不同。中国艺术的结构是块状的，这是一个早期的结构概念。唐代的雕塑可以看到这种肿块。块状结构是一种艺术形式。当时，北京的一位雕塑家同意我的观点，特别赞赏块状结构的想法。这也增强了我的信心。舒传喜谈到广场，
“根据我自己对身体的理解，我认为如果从中国画的角度出发，素描教学就应该摆脱阴影的束缚，用线条勾勒人体，用线条构图。这种绘画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学生在学习中对身体的理解和记忆，而且在表现上也不比明暗差。改革后，自1958年和1959年开始，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使用了一种新的中国画专业素描。"
从结构素描的研究出发，加强线条的前后关系和检查体积的综合笔，使空间的表达在去除光影因素的表达下，仍有块状体积感的表达。方先生所写的《结构素描》和《人物画的造型问题》，成为“新浙派人物画”素描教学的基本特征和中国美术学院中国人物画教学体系的基本理论。
/田文时期/
方增先先生的第二个时期是他调到上海国家画院担任上海美术馆馆长的时期，可以称之为“天问时期”。方增先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有过变形和画线表演的研究阶段。看来方先生是不愿意提及这一经历的。这一时期的艺术尝试应该被视为他的焦虑和犹豫。事实上，第一个“阳光时期”的成功并没有实现水墨人物画的完全浮雕。改革开放后，西方绘画的冲击又一次使新转型的人物画面临更加多元化艺术表现的现实困境。钢笔和墨水仍然是同样的钢笔和墨水。现实的造型观和非现实的变形观让人物画家不知所措。方先生毅然选择了尝试对人物变形的探索和思考。形式和线条的困难使他选择打开上海的艺术之门，让世界的多元文化交流和展示。因为他们都有困难，他们只是把他们的困难放在公共研究和讨论中。1996年，他主持了首届“上海艺术双年展”的启动，极大地开启了全球水墨艺术形式的新探索。方增先先生选择了艺术家们在全方位和全球范围内参与双年展。画家有非常丰富的绘画风格。1998年，我有幸被方先生选中参加“98上海艺术双年展”。那时，我还是一个处于婴儿期的年轻人。方增先先生本人作为本次会议的参与艺术家，展示了他的探索、困惑和焦虑。他的作品《沃土》、《奶奶》和《母与子》有强烈的探索痕迹。中国第一个“上海艺术双年展”的展览方式，开启了中国艺术展览对外开放的国际模式。
2019年12月9日，中国美术学院举办“——纪念鲁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实画展”。在这次展览中，我们真切感受到了鲁先生对古文字、诗文、考古、书法研究的深度和伟大，感受到了他的低调和谦虚的个性。在本次展览举行期间，深受鲁先生影响的学生先生、先生于2019年12月3日几乎同时逝世。这似乎是命运偶然的必然安排。2007年6月，我在上海书画出版社查阅了方增先先生的《方增先图文回顾录》文章，其中记录了先生1978年拜访陆先生后的一篇短文。读完之后，我深感悲伤和钦佩。
论鲁先生1978年对的访问
陆，曾任杭州大学教授，后为浙江美术学院文学与书法教授。我向别人学习文学，所以我向他们学习。
文病了很久，他去探望曲香。这是一栋木屋，有一个阴暗的门厅。他的女儿向他打招呼，并把他带了进来。他转身走向木梯上楼。温先生的卧室很窄，只能放一张床。床上堆满了粗糙的木箱，仔细看着它们。它们是储存肥皂的外壳，这很可疑。当史先生半睡半醒的时候，他似乎注意到了床底的怀疑。他说，“他余生收集的特殊材料
首先，她的女儿在大楼底部告诉我，老人不久前去世了，所有的医生都说她病得很重。
和他道别后，他离开了门，并用力关上了自己的胸膛。他的眼泪模糊了，忘记了要去哪里。他不知道南北。
老傅陆是汉代的一位学者。他在当代也是一个有才华的人。他对秦和汉语、旁系文献学以及他的其他思想都有深刻的了解。他写了正式的剧本。他强壮有力。他是图书广播各领域的资深人士。如果几年不上班，他肯定会有思考的艺术。床下的书怎么会留在肥皂盒里？当天空平静时，是时间还是生命？但为了一声呐喊！如果天堂有情，我会问天堂。
这是一个发生在十年前刚刚结束的“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场景。一九七八年，先生八十岁，先生四十八岁，先生八十二岁，于一九八○年逝世。访鲁之后，方先生慨叹道:“天若有情，我自问天问。”这些年来，可以看出方增先先生对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进行了这样的探究，并为学者们未竟事业的痛苦而悲叹。鲁先生的命运问题，变成了先生一生艺术追求的问题。现在，哈比比的采访者也和胡先生一起旅行。这41年的采访者们是否感受到了后人对鲁先生的理解和尊重，对先生的治学之道欣然离开？
/心脏源周期/
方增先先生写作的第三个时期是他的晚年，可以称之为“心源期”。中国传统绘画“师法自然，师法心灵”的理论以自然为师，以内心情感为心源的艺术表现，是一种独特的中国画方法，强调对客观自然的尊重，源于主观情感的深刻意蕴表达。
在解决了线体人物画的基本问题后，水墨画仍然存在质的丰富和质的厚重，以及绘画风格和个性的溢出和外化现象。这一系列问题关系到涉水水墨人物画的质量走向，也承载着绘画语言技巧的纯粹价值。
“从中国绘画的早期发展到今天，创作过程往往是以艺术的幻觉为基础来构图，来描绘。无论是佛教壁画、墓室壁画、宋元全景山水、长卷人物等。在唐代及以后的文人画中，它们都是在“以心取心”的状态下进行的。全景风景不能有真正的透视点，也没有绘画环境的真正来源。即使画家标出了华山，也大多是作者对华山的感受。刚进美术学院的时候，我看见黄先生拿着一根竹签和一个小本子，站在西湖边的山前写生。那时，我还是一名刚刚入学的学生。我看了看，很惊讶。笔记本上的图片和我面前的场景几乎完全不协调。我困惑了很长时间，直到我四五十岁。近年来，我逐渐意识到这位老人显然没有按照现代现实主义的方法来画生活，而是在心里写下了一种“看”的感觉。事实证明，“发自内心”的意思非常慷慨。
潘天寿曾经说过:“中国画是画你想看的东西，而不是你不想看的东西。”黄笔记中的速写实际上是对他眼前景物的一种感受的记录，而这种记录的相当一部分是他自己独特的艺术幻觉，或者说只是艺术想象。"
方增先先生甚至把自己放在一个苦行僧和那些为他人负责的人面前。每个画家都会感到沮丧。问题是如何从挫折的阴影中走出困境，清楚地理解问题。这是有意义的意识。痛苦旅程的痛苦经历决不能平静或简单。痛苦经历的本质是不断面对失败的心理过程。从70岁到晚年，方增先先生经常因为绘画语言的烦躁而生病。他声明如下:
“因为我找不到方向，反复找不到有前途的作文，心里很烦躁。仿佛那只野兽被困在笼子里，仿佛它在一场无法逃脱的噩梦中。有时我不明白为什么我通常认为可以解决的问题现在变得无助了。人们被自责和对未来的绝望所包围。这种感觉是他们一生中从未经历过的。他们几乎为失败而向命运呼喊……他们在痛苦中挣扎，连续三次生病，不敢和家人说话。”
方增先先生晚年的《短文十四则》和《母亲》系列作品的诞生，标志着方增先先生在艺术创新方面的成就。中国传统绘画中的“以心为主”的理论，在剔除了简单客观的情感描写之后，逐渐走向了方增先先生的主观意图和内心独白的客观抽象表达。简单的水墨画技术让心中的物体自然而恰当地展现出来。在狭小有限的水墨表现空间中，突出了水墨的饱和度和肌理及切线的植入，获得了生动丰富的水墨气息和笔的深块叠加。
“既然艺术来自内心，生活只是原始的材料。只有通过选择和重组，才有出路。后来，我放弃了人山人海的场景，放弃了远近结合的人物透视关系，放弃了夜空，总结了少胜多负的人物，用平面法结合了人物的前后关系，用模糊的灰色代替了黑夜，基本上走出了死胡同。回顾过去，事实上，中国传统绘画充满了这种方法，但为什么我不能使用它呢？这是生活中强烈的现实，它激励我不敢大胆地放弃一些现实，因为我害怕失去生活的气息。似乎在许多地方都需要重新审视如何处理人物画的大场景。”
晚年，方增先先生的创作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取得了巨大成就，并通过水墨人物画积极创造了一个新世界。“艳阳高照、天问、心源”三个历史时期，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对中国画画家的真实反映，也是先生人生探索与反思的重要阶段。它的意义在于不断的反思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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