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先生对秦史与秦文化研究的贡献
时间：2020-04-07 来源： 作者：亚星艺术网 点击次数：
李雪芹先生(左二)研究团队正在研究花青健。信息图片
【学人追忆】
刘钊教授在总结中国近代以来的文献学研究学术史时曾写道:“李雪芹在甲骨文学、青铜器研究、战国文字、秦汉竹帛、文化史、先秦史等方面知识广博，造诣深厚”。在李雪芹先生的学术探索中，秦史和秦文化的研究只占很有限的一部分。尽管如此，他的学术注意力经常引导学术界。他的调查方法经常对学术界有所启发。他的创新见解往往大大提高了这一研究方向的整体水平，不仅在几个研究课题上占据了学术制高点，而且对秦史和秦文化研究的长期推进起到了引领和指导作用。
秦文物研究的先行者
对于秦史的总结，有些学者已经走出了追溯先秦史的学术道路，而不是仅仅考察秦代和秦帝国的历史。这种学术上的理解其实早就被李雪芹付诸实践了。
早在20世纪50年代，李雪芹就十分重视秦俑，发表了《秦俑专题论文》，如《《战国时代的秦国铜器》》(编号:8，《文物参考资料》，1957)。后来，在《战国题铭概述（下）》年(编号9，《文物》，1959)，他对在义县和长沙出土的两个秦歌作了一些补充。第《补论战国题铭的一些问题》条(1960年第7号《文物》)在对原始文书进行目视检查的基础上，对吕不韦《秦始皇四年铭》的解读进行了修正。他在《关于东周铁器的问题》号文(1959年第12号，《文物》号)中同意不使用《诗·秦风》中的“项”一词作为铁器出现的证据，并从文字演变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解释。这些论点反映了高度的学术清晰性。
在秦史研究热潮开始之际发表的《秦国文物的新认识》 (《文物》，1980年第9期)是一篇学术内涵极其丰富的论文。摘要:对新出土的秦代文物进行了深入探讨，并通过这些材料分析了“秦与东方文化的异同”，对以往记载的秦代文物提出了新的认识。本文讨论的主题包括:1 .先秦历史及其历史；二是早、中春秋时期的秦乐器序列；三、钟山丁与平丁；4.秦兵器新发现:五、陶文论秦贤庭。
在《北京拣选青铜器的几件珍品》 (《文物》，1982，9号)、《论河北近年出土的战国有铭青铜器》 (《古文字研究》，7号)、《〈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选释》 (《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0号)等论文中，李雪芹也论述了齐秦。虽然《谈文水出土的错银铭铜壶》 (《文物》，1984，6号)中所述的铜壶是一种吞服器，但它是在秦墓中出土的。据推测，它可能是“在秦朝发展的过程中在秦朝手中”，因此它也与秦的历史有关。其他例子包括《秦公簋年代的再推定》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编号13-14)、《秦孝公、惠文王时期铭文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编号5，1992)、《最新出现的秦公壶》(合著者，《中国文物报》，1994年10月30日)、《秦怀后磬研究》 (《文物》，2001，编号1)、《“秦子”新释》 (《文博》，2003以其敏锐的判断力推进了秦史和秦文化的研究。
《论秦子簋盖及其意义》 (《故宫博物院院刊》)和《战国秦四年瓦书考释》 (《联合书院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2007)等论文也对其他学者很少讨论的文物资料进行了认真研究，并提出了重要意见。过去人们对石鼓文时代有许多理解。他指出，“《记秦廿二年石臼》云与石鼓有关‘游于北园’，而‘北园’据出土的陶器可知是在今天的凤翔，这为判断石鼓的原始位置和年代提供了新的线索。石鼓似乎是关于春秋中后期的作品”。这种判断是令人信服的。
《秦汉研究》 (《秦风》，2007年第1期)通过对一件西汉青铜器的研究，澄清了一个关于秦行政地理的重要问题。它涉及到地名传承中的人文地理规律，为秦汉时期北方的发展历史提供了新的文物信息。
李雪芹对秦器物的研究做出了突出的学术贡献，是秦史上重要的实物遗存。他特别擅长对出土文物、传世文物和散落海外的文物进行综合研究，他的科学见解是许多学者无法企及的。
20世纪末，与秦史和秦文化研究相关的新文物的发现，尤其是秦和秦的发现，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针对这些新的文化信息，李雪芹先后发表了《西汉金文中的咸阳》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1997)、《秦封泥与秦印》 (《西北大学学报》，第8期)、《秦封泥与齐陶文中的“巷”字》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2期，2000)等论文。关于秦研究的理论比较新，主要有《秦玉牍索隐》 (《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0期，2017年)等。
《李雪芹》中的秦文物研究不仅仅是文物，而是文物。它总是可以透过文物研究当时的历史现象和文化存在。这种理解提高了我们对文明史的整体理解。秦人在秦地区的历史创造和文化积淀，也体现在他的深入分析和全面评价之中。他不同意“考古学的成果只代表历史上的物质文化”的观点，并指出“被称为考古的田野工作成果(出土的古籍除外)都是物质的东西，但这些物质的东西是与古代精神文化分不开的。无论是建筑工地还是古墓中的各种器物，都体现了古代人的思想和观念。通过这些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时代精神。”各种技术的变化实际上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时代精神的变化，“甚至坟墓本身也明显地反映了思想的变化”。这种学术思想已经在他的研究实践中得到贯彻，也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
秦简牍学的引领者
在文物的构成中，有文字的遗存保留着更重要的信息。在纸变得流行之前，简牍是重要的书写材料。正如李雪芹曾经指出的，“简牍所提供的史料极其丰富，尤其是反映当时社会政治形势的法律文献，极其珍贵。这一领域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需要进一步研究”。秦简是近年来新发现的，其批数虽少于楚简，但其内容更为重要他努力学习简牍。从《秦封泥（官印）文字书法艺术集评》 (《书法》，1956年1号)开始，历时60余年，特别是对秦简牍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他的发明和贡献以及对中青年学者的指导起到了学术上的主导作用。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简牍1155件(80余件)。这是秦的竹简第一次被发现。它们丰富的内容为研究当时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宝贵信息。李雪芹出版的《谈近年新发现的几种战国文字资料》 (《文物参考资料》，1976年第5期)很快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轰动。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牍后，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聚集在该国进行整理。平装本《《云梦睡虎地秦简概述》》出版于1978年，精装本《《文物》》出版于1990年，收录了全部10种简牍，包括所有的照片、解释和注释，其中6种附有译文。平装本和精装本均由先生定稿，多年来，许多关于睡虎地秦简牍的著作相继出版，秦史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李雪芹对睡虎地秦简牍的研究成果包括《睡虎地秦墓竹简》、《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华书局1981年《秦简的古文字学考察》)、《秦简与〈墨子〉城守各篇》 (《云梦秦简研究》，1985年第4期)、《睡虎地秦简日书与楚、秦社会》 (《江汉考古》增补《秦律与〈周礼〉》)、《温州师范学院学报》 (《孙诒让纪念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010他对睡虎地秦简牍研究的一些看法，也收入《竹简秦汉律与〈周礼〉》(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其中，文章《中国法律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在《睡虎地秦简中的〈艮山图〉》研究的学术史上具有象征意义。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出土简牍460件。内容包括《文物天地》和按时间顺序向审查员报告的文件。在同一墓中，还出土了7幅绘在4块松木板上的带有墨线的地图。李雪芹在他的文章《时分与〈吴越春秋〉》 (《历史教学问题》，1990年第4期)中发表了一个极富新意的学术观点。他指出，该书简介中关于起死回生的内容可视为年代比《〈日书〉盗者章研究》早500多年的记录类似故事的奇怪小说的起源。这一发现是独一无二的，极大地拓展了古典文学的研究对象，拓宽了研究者的学术视野，“甚至改变了我们以前对文学史的理解”。秦文化的丰富内涵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生动地展现给我们。
在前面提到的《庆祝饶宗颐教授75岁论文集》篇文章中，李雪芹利用《睡虎地》中《失落的文明》 A种秦简每天16美分的数据和《放马滩》中秦简关于16美分后代性别的内容，研究了“时间划分”问题。时间意识和生命意识的结合也是有益的。
1979年，在四川青川郝家坪出土了两件战国秦墓的木简。其中一个简牍的正面写着秦王诏书颁布的法律，背面写着121字与法律有关的注释。其中，李雪芹发表了《〈日书〉和楚、秦社会》 (《日书》，1982年第10期)论述农地制度的内容。理解“天光一步，毛八法”是解读郝家平《青川秦简》的关键。他在收到本文《日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后附言说:“在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组《放马滩简中的志怪故事》 (《文物》，1985，第1期)的文章中，我们接受了“八纲”或240步，并引用张家山汉简来证明。重印这篇笨拙的文章将纠正相关的部分。”至于对"则"字的理解，他在没有看到阜阳双骨牌的资料时做出了正确的判断，给许多研究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9年，湖北云梦龙岗秦墓出土竹简150余件，木简1件，其中《搜神记》件。根据这一新资料，李雪芹还有《时分与〈吴越春秋〉》 (《日书》第1辑，法律出版社，1996)。
李冶秦简在湖南发现后，李雪芹赴长沙参加学术讨论。由于李冶秦简远远超过我国已出版的秦简总数，具有丰富的内涵，可以增进对秦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等方面的认识，并对其作为“21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意义做出评价。《《青川郝家坪木牍研究》》(《文物》，2003年第1期)一文在李冶秦简牍研究中也发挥了主导作用。相关介绍包括《李学勤集》 (《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第5号，2003)等。
王先生主编的《《文物》》、《《禁苑律》》已出版多种版本，为竹丝界所公认。这样一份竹帛研究专刊的出现，无疑有利于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其中所发表的秦简研究成果自然引起了秦史和秦文化研究者的关注。
《云梦龙岗木牍试释》 ：秦史与秦文化研究的学术经典
李雪芹，《简牍学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1991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新版《秦简》，书名由侯外庐先生题写，是第一部全面研究和总结秦代物质文化史和相应的精神制度文化史的学术专著。这本书由美国哈佛大学的张广智教授审阅和翻译。英文版被耶鲁大学出版社列为“早期中国文明系列”之一，并于1985年出版。
《《初读里耶秦简》》的出版，显然把秦史和秦文化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学术水平。该书将东周民族划分为七个文化圈，即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齐鲁文化圈、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和秦文化圈。应该说，这是一个符合历史实际的东周文化区的科学划分。笔者对秦文化圈有这样一个分析:“秦国雄在关中比辽阔的西北地区更长。称之为“气”也许是恰当的
1991年《文物》修订版的“新发现、新研究”一章中有一段话是李雪芹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的末尾所记录的:“东周、秦时期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与日俱增，丰硕的成果不能列入新增补的一章。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将有机会重写这本书。”近年来，秦咏诚、秦里阳、秦阿房宫、秦飞秋、秦咸阳乐府等考古新发现，实际上是对王先生研究成果的补充和更新。秦始皇陵西大墓的发掘和秦东陵的发掘也有可能实现新的“前进”。只是我们期待王先生的“全面重写”已经不可能了。随后，他主持了清华大学藏文战国楚竹书的整理和研究，并以优异的成绩领导了“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合作创新中心”的工作。其中有些与秦历史和秦文化有关。例如，《眉县青铜器、里耶秦简的内容及其文字学价值》 (《中国书画》，2011)和《简帛研究》 (《出土文献》，2011年9月8日)等。为早期秦史即“秦人起源”与东方的联系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新证据。
秦朝的历史具有建立在西北贫困、闭塞地区并迅速崛起的历史特征。秦国力迅速增强，最终实现了统一，反映了历史变革的紧迫性和激烈性。在《结论》一书中，作者说，“虽然学术界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没有人能否认东周到秦朝是一个巨大的变革时期。”“它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都发生了极其明显的变化。因此，为了深刻理解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必须从变革的角度观察其历史背景。”基于四个方面的历史演变，他概述了这一历史“转变”的基本动力:“在考古学中: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转变；经济史上:井田制的崩溃和奴隶制关系的衰落；政治史上:从基于宗法制度的分封制到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文化史:百家争鸣的繁荣与终结。”对于这一历史“变迁”的发生和演变，秦的文化表现和社会影响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一部分，将不同地区的文物内容分为“秦”和“统一秦”两章，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在“社会阶层”一章中，秦的资料也用得较多。这些情况都表明了秦历史和秦文化的重要性和熟悉程度。作者指出:“东周和秦的社会有严格的阶级结构，但古代的阶级是以等级的形式表现的。因此，要研究当时的社会阶级，就必须详细分析复杂的等级制度。”他根据秦史的考古发现，分析了秦的阶级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性质，认为“秦末阶级结构的图景必须重绘”。当时，“社会底层有相当数量的奴隶”，“秦的臣妾早就有奴隶制的痕迹，并没有发展成汉代法律的纯粹犯罪性质.不难发现，秦朝和关东国家同时普遍使用了刑事劳动，这与当时大量的私奴具有同样的社会历史意义”。在“结论”部分，他再次强调，“仔细分析表明，这种奴役是符合《东周与秦代文明》条例的。恐怕汉代的罪犯这个概念不能用来理解官员和嫔妃这样的罪犯。他还指出了秦与东方六国的不同之处:“有些著作认为秦的社会制度比东方六国更先进。作者不能同意这一观点。从秦人普遍保持野蛮的奴隶制关系这一事实来看，事实恰恰相反。“这些理解是非常冷静的判断，显示了令人钦佩的学术勇气。
考察秦的历史，我们不能回避秦统一中同样的“变”的意义。李雪芹指出:“秦的统一成就不可否认。”除了帝国疆域的扩大、政治结构的确定、行政效率的提高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之外，秦朝的统一还带来了经济生活的便利和文化发展的提高，这是显而易见的。“书通文”的起因一直延续到汉初。事实上，直到汉武帝时期，它才可以说是逐渐成形的。在这一转折点之后，汉代的汉字与先秦的汉字大相径庭，以致当时的学者无法理解先秦的汉字就古代汉字的研究对象而言，学术界一般以“秦统一字为下限”，因为“秦统一字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秦朝的统一“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汉朝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它的影响“绝不仅限于东亚。只有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我们才能评价它的意义和价值”。所谓“汉承秦制”反映了秦汉之间的世系关系。
可以说，长期以来，许多从事秦史、秦文化研究的学者都得到了先生的学术指导，他密切关注陕西、甘肃、四川的文物考古进展，并经常不遗余力地考察秦史、秦文化遗址和考古发掘遗址。这一领域涉及的每一项文物发现往往都涉及到早期参与鉴定和讨论，给研究者以新颖而深刻的学术见解的有益启示，并对文物的保护和进一步的研究、理解和解释提出指导性意见。
1984年，笔者考察了战国秦汉时期的武官路遗址，发现兰桥河栈道遗址应为战国秦时期所经营。回到后，他向在西北大学讲学的李先生汇报，对此他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王先生在《新发现、新研究》《东周与秦代文明》修订版中指出:“1984年，在陕西省以西3公里处的一个古村落进行了一次调查，证实该村落为战国至汉代遗址.一块残砖上刻有“商”的篆字，表明此处是商鞅的庄园。这是一项具有历史价值的发现。”这种肯定和鼓励在今天仍然是亲切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先生所培养、教授和支持的不同时代的秦史、秦文化研究者成为这一学术方向的主力军。未来，来自下一代的众多学生将继续在这方面的学术进步中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王子今，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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