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防疫史上检疫的规则应该永远是第一
时间：2020-03-24 来源： 作者：华纳艺术网 点击次数：
从北京历史上的疫情看防控措施的演变
在防疫史上，隔离应该永远是第一步。
流行病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敌人，已经伴随人类几千年了。在人类历史上，死于流行病的人数远远高于死于战争或其他自然和人为灾害的人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繁衍历史也是一部抗击疾病的历史。北京在金、元、明、清时期曾多次发生疫病，其中鼠疫、伤寒、天花、白喉、猩红热等疾病危害最大。我们纵向回顾流行病应对的历史，让读者对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完善充满信心，以更积极的态度应对现在。
明代北京的六大瘟疫
它们在春天都很受欢迎。
据《析津志》记载，晋代修建了盐城。由于施工进度紧张，被转移的农民工都要承受繁重的劳动。夏季的炎热和恶劣的生活条件导致了患病人数的增加，最终导致了瘟疫的爆发。
面对严重的疫情，海陵王完颜亮要求帝国医院和宫中僧医局积极治疗该病。他还发出了一封信，首都500英里范围内的医生前来支持他。由于采取了适当的防疫措施，疫情终于得到控制，中国首都的建设如期完成。
根据《元史》，元朝有三大瘟疫。清朝第二年(1313年)第一次；第二次是在郑智十四年(1354)；在郑智十八年(1358年)，这本书第三次说:“首都正遭受着巨大的饥饿和流行病.病人们在街上行走，死者们睡在一起。”可以看出死亡人数相当惊人。
明代北京发生鼠疫12年，其地点大致分布在北京、京师、顺义、通州、延庆、良乡、昌平、密云等地。
嘉靖二十年(1541年)，京城爆发了一场“瘟疫”。嘉靖皇帝亲自研制了《济疫小饮子方》，命令官员向公众开处方。由此可见，平日不上朝的嘉靖皇帝非常重视这一流行病。
明万历十年(1582年)四月，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和华中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鼠疫。在《明神宗实录》，“瘟疫在首都内外流行，许多人已经死亡。”《通州志》说:“万历十年春，通州发生了一场比房屋更具传染性的严重疫情。虽然我的近亲不敢问。”这种瘟疫在历史上被称为“大头瘟疫”，也称为“大头风”。它的特点是红肿、发热、发病迅速、传染性极强。
万历十五年(1587年)，五月发生了一场瘟疫。首都接收了109，590名病人进行治疗。
在明七年(1627年)和崇祯七年(1634年)，由于天花的流行，在首都外建立了一个避难所来隔离感染者。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丁亥七月，北京遭受了一场严重的瘟疫。病人们走近了，彼此疏远了。他们呆在修道院和空房间里，远离他人以避免感染。
崇祯十六年(1643年)，首都发生了一场瘟疫。夏燮在《明通鉴》中记载"首都遭受了一场大流行病，死亡人数不计。"据包所编《甲申朝事小计》，“崇祯十六年二月，北京发生大流行。这种疾病被称为心脏病中的一个结.这场大流行病混杂着人和鬼。”“死亡就在人的后脑勺。十个房间是空的。甚至所有的家庭都筋疲力尽。没有人来收集它们。”这表明当时的疫情极其严重，已经到了无人认领的地步。疫情一直持续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天。当大瘟疫来临时，人们非常害怕。许多被感染的人没有去治疗它，而是邀请巫师和女巫到他们的家里来医治病人。
明代北京的六大瘟疫都是以前的
天花发生在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的北京。当时，就连皇宫也受到了疫情的影响。孝庄文皇后急忙把三个生病的小太监送出宫门，安置在西郊的一座寺庙里隔离。“100天内不允许任何人进入皇宫，每天他看着自己的病情，都会在第三天报告。”
清朝的第一个皇帝，顺治，在他只有24岁的时候就死于天花。
康熙小时候被隔离在富友宫，以预防天花。康熙大约三到五岁，在那里被隔离了三年。
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皇帝命令内务厅找医生治疗牛痘。两位医术高超的医生朱春谷和陈天翔被请来给王子的孙子接种牛痘疫苗，以治愈王子的孙子的牛痘。从那以后，人类痘疫苗接种得到了进一步普及，天花得到了控制。
康熙二十年，热河木兰围场开始建设。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建承德避暑山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防止在蒙古和西藏爆发天花和其他传染病。因为游牧地区，空气清新，人烟稀少，而中原地区，人口稠密。他们对北京的水土不满意，有更多的机会被感染。蒙古和西藏的王子和喇嘛在避暑胜地或木兰围场朝圣可以减少感染的可能性。
在甘龙时期，一方面进行了人类痘疫苗接种，另一方面采取了积极措施隔离和避免感染。在甘龙统治的第三年(1738年)的11月，甚至规定那些没有患天花的人在任时不应该被临时提拔。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北京发生鼠疫时，纪晓岚在公元《阅微草堂笔记》年说，用明朝都城名医张景岳和吴佑可的治疗方法，鼠疫是无法治愈的。
清朝嘉庆年间，有一个专门预防天花的“张静治天花”的官职。在随后出版的《海录》中，记录了“所有从海上返回的船只和从其他国家返回自己国家的船只将有先遣人员检查是否有牛痘。如果有的话，在牛痘痊愈之前，他们不会被允许进入港口。”
光绪二年(1876年)春天，北京发生了一场“咽喉风”。谭嗣同曾在他的文章中说，当时有许多人死于这种疾病，甚至每天出城的棺材也经常会切断城门的交通。瘟疫在历史书上被记录为“喉咙风”，这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白喉”。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北京和天津发生大规模霍乱疫情。由于潜伏期短，传染性强，发病突然，患者发病前无症状。疾病突然发作后，病人在一两个小时或半天左右死亡，老人在一两天内死亡。几天之内，这种疾病的发病率达到了顶峰。每天都有数不清的人死去，那时人们很恐慌。6月10日，直隶总督袁世凯在给参谋长徐世昌的信中说:“最近，疫情蔓延，造成多人受伤。”
清代鼠疫《清史稿》在全国范围内记录了149起大小瘟疫，但总体来看，清代北京的瘟疫没有元代和明代的大。其中一个原因是清代首都的鼠疫防治措施优于元代和明代。
康熙反对巫师跳神治病
他提倡用科学的方法来处理疫情。
元明清六百年间，北京在预防和控制大瘟疫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在清朝，由于害怕得天花，特别注意疾病的预防。
在甘龙年间，政府将预防鼠疫的知识和简单的药方烧在石板上，放在首都的胡同口给人们看。
过去，首都的街道和小巷里有许多水井。为了防止瘟疫污染水源，在发生流行病，特别是瘟疫的情况下，
元朝和明朝的九次大流行都是由于缺乏严格的隔离措施造成的。清朝康熙年间，天花在北京流行。康熙皇帝下令在广宁门(现在的广安门)外建立一个“天花避难所”，隔离病人，减少疫情的传播。后来，在首都的东、西、北、南四个方向，每个方向都指定了一个村庄，患天花的人被集中和隔离。因此，当时疫情爆发时，清朝采取了“异化法”，即今天所说的“隔离法”。一种是封闭隔离，即在寺庙和空旷的地方设立专门的“邪恶的人的工作室”来治疗传染病患者。另一种是采取强制隔离，即政府或地方当局封锁疫区的所有通道，并派部队守卫。
当瘟疫爆发时，康熙不赞成找巫师来治病，而是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病。他曾经患过疟疾，他的医生很长时间都没能治好他。传教士用奎宁(金鸡纳霜)治好了他。后来，当受试者患有疟疾时，康熙开始使用这种药，证明非常有效。从那时起，他开始对医学、药学、解剖学和生理学感兴趣。他还邀请传教士在法庭上讲课和建立实验室。
除了恐慌，北京的居民将尽最大努力应对古代的大瘟疫。医生会开出处方，仁慈的人会付钱给病人。那些有号召力的人会号召每个人去买棺材来埋葬死者。邻居、亲戚和朋友也会捐钱帮助弱者和有需要的人。有时，帝国政府的亲属和官员也捐款救灾。
元大都是一个拥有60多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商人、传教士等在欧洲和亚洲之间旅行。元大都市的大瘟疫发生在1358年，比欧洲黑死病晚了七年。这与当时的防疫有关。因此，鼠疫的传播和预防是国际性的。
大瘟疫的流行肯定会影响社会经济。在帝国时代，原本隐藏在疫情中的社会矛盾会变得更加明显甚至激化。元顺帝和崇祯皇帝并不了解这一事实，这加剧了本已严重的社会矛盾，导致了广泛的民众起义，后果严重。清朝开明的皇帝在灾后总是采取一些救济措施，如给予救济、减税、开设慈善仓库、建立粥厂等。以缓和社会矛盾，尽快恢复社会生产。
清朝康熙十八年(1679年)，北京发生了一场瘟疫。康熙皇帝命令官员向疫区分发银币，以埋葬死者，防止腐肉传播疾病。他还下令大兴和万平两县建立粥厂，以减轻瘟疫受害者。
防疫总局成立于清末。
颁布时间《预防传染病章程》
1909年，清朝宣彤在位的第一年，颁布了《预防传染病章程》的17条。其中，第一个是“霍乱、鼠疫、天花、白喉等传染病都包括在所谓传染病的章程中”。第三条是“传染病和因传染病造成的死亡，应当在当日及时向公安部门报告。”第四条“患有传染病的人员应当按照巡警局的指示使用清洗消毒方法”。第11条规定:“医生诊断传染病时，必须告知其家属消毒和清洁方法，并立即向警察部门报告。清洗方法包括:清洗、清洗、疏通和运输。消毒方法包括:焚烧消毒、蒸汽消毒、石灰消毒、药物消毒等。
宣彤统治第二年(1910年)12月，肺鼠疫在中国东北地区流行并迅速蔓延。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共有39679人死亡，占当时两省人口的1.7%，尤其是哈尔滨地区。
为了防止疫情向首都蔓延，民政部拨款组织了一次临时紧急医疗救助
民国时期
北京卫生防疫管理体系逐步完善
到了民国时期，1912年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和卫生委员会。北京负责防疫的机构是史静警察局的卫生部门，负责道路清洁、卫生保健和防疫、医院管理等工作。北京现代医学史上的传染病治疗和疫情防控机制已逐步形成。
1914年冬天，北京出现了猩红热、白喉和皮疹。为了应对这一突发事件，1915年内政部在首都设立了临时防疫部门，并在东四排楼的十个胡同设立了首都传染病医院。同时，它发布了《临时防疫处办事规则》和《临时防疫处防疫规则》，这很快遏制了疫情的蔓延。
1916年，北洋政府宣布《传染病预防条例》。1918年，北京中心医院在北京成立，由连德吴任院长。1919年，内政部在北京设立了中央防疫部门，主要开发牛痘疫苗、疫苗和血清等生物制品，以预防传染病并进行调查和消灭。中央防疫部门成立后，与北京市有关部门合作，通过宣传和免费接种，积极参与北京市的传染病防治工作，为北京市的疫情控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1919年，在哈尔滨这个当时有13.5万人口的城市爆发了霍乱疫情，造成4808人死亡。连德武利用中央直属医院收治了近2000名霍乱患者。1920年，中国东北又发生了一场瘟疫。连德吴采取了一系列防疫措施来控制疫情，但仍有约1万人死亡。由于在北京进行了适当的预防和控制，上述疫情并未受到严重影响。
1925年5月，中央防疫部门与史静警察局商定在内左翼第二区设立一个公共卫生办公室，由一个单独的防疫部门负责流行病调查和疫苗接种。
1928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了《传染病防治条例》和《传染病预防之清洁及消毒方法》，规定传染病病人(或疑似传染病病人，或因传染病而死亡的病人)的亲属和联系人必须是报告者，并应在发现后24小时内向当地卫生当局报告。嘉宝负责人、警察、医生和护士应在发现传染性病人后24小时内向卫生当局报告。
1932年4月，天花开始在北平蔓延。北平特区第一卫生区办公室印发传单，建议该区居民预防天花，并略加说明:“天花是一种可以由男人、女人和儿童传染的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这种疾病的唯一方法.如果这个地区有50多个学校工厂，我们可以通知研究所定期派人引进天花。所有手术药物都是免费的。”
1933年11月，传染病医院给市民免费注射白喉和猩红热血清。12月，北京市第二卫生区卫生所在西单红庙胡同成立。随后，北京市第三卫生区卫生所设在东城梁倩胡同，北京市第四卫生区卫生所设在西城大成巷。这些卫生所主要负责该地区的卫生防疫工作，成为当时北平专门防疫机构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1935年，北平市政府颁布了《北平市政府卫生局管理人民种痘暂行规则》，规定婴儿出生后6个月内应接种一次疫苗，6至7岁的儿童应进行第二次接种。无论是否接种过疫苗，天花患者的所有家庭成员及其接触者都应立即接种疫苗。如果他们没有接种疫苗，他们应该免费接种。除了执法，他们还应该被罚款。
1937年，北平市专门设立了广播电台，以开展扩大的预防霍乱运动。1937年11月，市政府办公室批准备案《预防白喉及猩红热的办法草案》。
1938年6月，市卫生局制定了《北京特别市防疫委员会霍乱预防注射实施办法》。同年7月，卫生局发布了第《卫生局预防霍乱实施检疫办法》号法令。自1938年以来，疫苗接种运动一直在进行
抗战胜利后，一年之内，在北京的金鱼巷、东寺、鼓楼东街、Xi安门、崇威街、天桥、南苑、丰台、门头沟等地区成立了20个区防疫委员会。
1949年1月，在南郊、西郊和东郊相继建立了卫生防疫站。随着基层防疫机构的建立，北京的卫生防疫管理体系已经基本建立。然而，20多种传染病，如白喉、脊髓灰质炎和肺结核仍不时在北京发生。
新中国成立以来
北京在历次战争和流行病中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血吸虫病首先在中国被消灭。血吸虫病是一种相对区域性的慢性传染病，在中国已流行了2000多年，主要发生在南方，尤其是河流、湖泊和海洋。自1955年以来，血吸虫病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政府动员群众消灭了——只蜗牛，这是血吸虫病的根本原因。到1958年宣布消灭血吸虫病时，毛主席高兴地写了《民国卅二年(1943年)霍乱预防工作报告书》。其中有一首著名的诗:“问我文君想去哪里，纸船会点燃明亮的蜡烛。”
随着我国健康水平、卫生环境和人民健康习惯的大幅度提高，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也得到了极大的加强。鼠疫、霍乱、伤寒、疟疾、天花、百日咳和其他流行病的流行动态得到了不间断的有效监测。
从1958年11月到1969年1月8日，全市有11万多人感染麻疹，953人死亡，其中约61%是郊区儿童。平均每天有3000多人患有这种疾病。
20世纪60年代，该市积极推广卡介苗预防结核病、麻疹疫苗预防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日本脑炎疫苗和百日咳疫苗。在此基础上，卡介苗、脊髓灰质炎疫苗、百白破疫苗和麻疹疫苗被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俗称“六病四苗”。
1962年，大兴县安定公社所属的20个村发生了疟疾。到1966年，北京发起了一场消灭疟疾的战争。
1962年，全市共发生伤寒和副伤寒病例1392例。1976年，伤寒病人得到免费治疗和报销。
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国家沿用古老的“异化法”，实施社区隔离和家庭隔离措施，效果明显。同时，人们戴上口罩，经常洗手和消毒，以保护自己，避免近距离接触的危险。在此期间，抗非典药物和相关商品的价格没有上涨，政府向市场投放了大量人民生活必需品，停止了抢购，稳定了市场价格，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不仅战胜了流行病，还战胜了恐慌。
目前，新皇冠疫情形势紧迫，但我国的综合实力和医疗卫生体系早已今非昔比。从古至今，中国在预防和控制危害特别严重的疫情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反思、思考和学习。
文/王兰顺(北京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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