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篆刻到印学能否成就书学之路
时间：2022-06-12 来源： 作者：华纳艺术网 点击次数：
在高校本科专业书法有望升格为一级学科的背景下，积极拓展学科层次，挖掘学科深度，丰富学科内涵，是教学和科研的首要任务。篆刻作为高等书法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得到学术研究的重视和支持。如何将篆刻学科建设推向更加系统化、学科化的高度，从而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学科素质？
印度研究涉及丰富
跨学科的学术内涵
近日，在中国美术学院线下、线上举办的“书法之路”第四届论坛，结合篆刻发展现状，首次提出“从篆刻到篆刻”的讨论主题。与会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课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深入探究吴昌硕、陆、方杰侃等篆刻家、版画家的刀法笔法；我们对明代、清代、民国时期的印度学文献进行了收集和考证，深入探讨了一定时期和地区的印度学观念及其存在方式；并对篆刻与篆刻学的范畴区别、篆刻学学科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篆刻学学科与本体论的发展进行了分析与思考。
“从篆刻到印刷，就是把历史的责任和当下的情况联系起来。”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沈浩表示，印度学研究涉及文字、文学、历史、考古、制度、官职、艺术史等多个方面，具有丰富的跨学科学术内涵。
中国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徐江也表示，篆刻不仅是雕刻人物，更是通过排列呈现独特的形象。简单而深刻，有山川之美。篆刻的核心在于金石学和古文字学，同时也涉及儒家平原学的经典，可见中国学术的高端地位。所以篆刻本身也是气势磅礴的。因此，本次论坛将篆刻提升为篆刻，从艺术升华到学习，标准更高，视野更广，凸显了近年来篆刻和汉字研究的趋势。以陆、朱乐三等大师为榜样，受许江启发的学者，不仅要做好国学整理，储备金石学、古文字学知识，而且要加强方法论研究，研究篆刻技法的基本问题，不断丰富篆刻学的核心和学术。
“印外求印”及其培育
“通过人学习”
中国的高等书法教育离不开鲁的贡献。1960年，在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院长潘天寿的邀请下，鲁从杭大(现浙江大学)调入浙江美术学院，与沙孟海一起开创了中国现代书法教育的学术体系。十年浩劫后，1978年重返校园，1979年以80岁高龄招收研究生。在此期间，鲁为第一届研究生制定了《教学纲要》题，其中有60题是关于书法和篆刻的。在鲁看来，从古至今，能精通书、画、印、诗的人是很少的。其中尤其是印刷难度最大，因为它最小，变化又那么大；另外，它的学问是最深刻的。要想篆刻高超，就得在印外做工，这完全符合古人所说的“工于诗外”。这个观点可以总结为“印外求印”。在他对美院书法篆刻专业学生的教学思想中，有以下几点：书法必须深入研究文史，篆刻必须精通古文字(金石学)。
虽然40多年过去了，但鲁所确立的教学框架对我国当前的高等书法教育仍有不可估量的指导意义。中国美院院长高世明认为，鲁提出的著名的60问，实际上是中国美院书法专业将诗、书、画、印融为一体，延伸到各个学科的蓝图。延伸的方式有文化史、考古学、文学、史学、哲学。尤其关键的是，鲁将甲骨文列为研究对象，引用董作宾《殷书五段论》，将的作品分为五类进行研究，如潘与贾盘、大与《诗艺贵》为雅俗范畴，王与顾公为盘古。这种分类与康有为《广艺舟双楫》颇为相似，但比康的更可教可学。特别是他上面的古文字，直达隶书和篆书，这是高等书法教育的关键。由于鲁先生的远见卓识，中国美术学院的书法教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开创了一种“通才”培养模式，通达古文字学、金石学、经史学、文学修辞学。”高世明说。
“内”与“外”的需要
掌握程度
近年来，随着印度研究在广度、深度和规模上的明显进步，“大印度研究”的概念应运而生。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理事长陈振濂提出，要把碑刻传播技术、海外篆刻、印谱史的研究纳入“大印刷”的概念。
“‘尹达学’是对传统阴学的坚持和超越，它的基础一定是传统阴学，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中国传统篆书学以《说文解字》、‘六书’理论和篆书为应用基准，并不局限于这样的篆书观。在‘大印’的新格局中，我们会有意识地拓展印章的应用(文字和印刷材料的使用)。拓展一下，也就是印刷学中的“印刷学”。
个概念不仅仅是文献和学术，还包括我们的材料和技能。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开放又理性的观念和思想。”基于此，陈振濂还提出了“大印学”发展的思路和目标：一是推进“砚铭文化”，二是恢复青铜器“全形拓”技术，三是倡导“拓片题跋”，四是“镌刻”技艺与“传拓”技术的复原。“大印学”对于篆刻学学科建设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莫小不认为：“从学术意义角度来说，我们应该立足于本体，即篆刻本身，但是我们又做了很多的延伸。从创新的角度来说，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在原先篆刻主体上拼命去挖掘，有时篆刻甚至和印刷、跟商业等都会联系起来。从高校的学科建设来说，从理论研究、项目申报来说，领域的拓展、延伸、交叉，产生一些新的、不同以往的东西，这些至关重要。我们现在的‘大印学’概念，恰恰是把边缘做得更大了。如果我们填补了一个从来没人想到过的领域的空白，会觉得很高兴；但也可能在某一领域与其他学科连接、重合，恰好跟原来不是同行的一个人相遇、相知、牵手并合作，做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成果，这可能更有价值。从学科的性质角度来说，‘大印学’概念的提出，让我们用关联思维去涉足新的领域、创造新的成果。”
显然，在学科细化的今天，“大印学”的提出可以避免印学研究往更加细枝末节的方面越走越窄，而是以一个更加宽阔的视野关注印学的外延，包括一些交叉学科的研究。同时，“大印学”还可以解决印学以外被人忽视的交叉学科甚至是其他学科的问题，比如说玺印文字、古文字学的研究，印学也认为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两方面又有不同侧重。古代职官、历史地理，本来是历史学研究的任务，但印章里面的一些重要信息，印学的参与具有专业优势和专业方法，比如鉴别、断代，文字的释读等等。如此，“大印学”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但南京艺术学院书法系主任金丹也提出：“无论是印学还是‘大印学’，都应该重视边界的问题。尤其是‘大印学’，如果完全突破了边界，就会成为一个大杂烩，突破了这个边界，可能不但不能称之为‘大印学’，反而会变成什么学都不是。因此要把握一个度。当下可能需要靠研究者去主观把握，但将来应该有一个客观准确的概念和标准去规定它，让它有一个清晰的边界。”
西泠印社兼任印学理论与社史研究室主任孙慰祖表示：“我们研究基点在‘印’和‘从印出发’，进入我们研究视野的是相关性的延伸。印学今天强调的‘大’，我的理解是印学仍然是一个小宗，但它的学术框架可以放大。微观的研究需要宏观的学术视野。就学科定位而言，在‘印之内’与‘印之外’这两个方面，应该有非常好的把握。印学的学术地位与当代价值，在于它在整个时代的精神生产中占有多少真实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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