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瓷顺天性，皇帝也凑合——明清入宫瓷器质量问题分析
时间：2022-05-09 来源： 作者：华纳艺术网 点击次数：
作者在《明清官窑次品瓷器去哪了》文章中提出了“好瓷不入宫”的观点。虽然本文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简要论述，但由于所涉及的问题与社会的普遍认知差距较大，其实质难以描述，因此需要扩展如下。
如前所述，明代的何三味《云间志略》、沈《纪录汇编》两部书，都记载了“窑变珍宝奇珍，不敢入内廷，所献礼物超越岁时，所供瓷器只以其端正无瑕之色为一耳”的内容。此外，万历《江西省大志》、同治《饶州府志》提到“宣窑为上品瓷，宣德室盖。有的窑变极好，不是人力所能造成的，老人也破坏了，就不用传了”。《宋稗类钞》清代“民间烧瓷旧闻有一两变，大者毁，小者藏富室，价与金玉同”。这些内容基本上从同一个角度支持了“好瓷不入宫”的说法。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清宫老藏品中的一些官窑瓷器的质量。
据《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以下简称《大系》)记载，书中所刊洪武琉璃红盘共有18件。除了釉中浊红、器物规整度不够等问题外，还存在脱釉、缩釉、毛刺等现象。与今天散落在其他机构的同类器物相比，很难看出宫中御器的优势。103010年记载的空白期(从正统到天顺)的瓷器质量更是难以匹敌帝王器皿的美誉。这一时期不仅画面淡化，而且脱釉缩釉现象严重，胚质粗糙。
永乐、宣德时期，青花器自然是最亮的时期。但是有些神器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颜色暗淡，图案不清晰。以永乐最著名的压手杯为例。《大系》记载的压手杯，杯内双狮或莲花纹，以及“永乐年制”的篆书都不清楚。另一件著名的“宣德青花松竹梅纹鼎炉”釉面上有几处窑痕。明嘉靖《藻纹青花鱼显戟尊》103010注更是青出于蓝，完全空白，恰如其分地印证了“大而明”的说法。
103010年，清代记载的康熙“青花金鸡牡丹图盖壶”和乾隆“青花九龙戏珍珠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着色不均、花纹浑浊的问题，与“组合正确、无瑕疵、色泽一致”的御选标准仍有较大差距。至于两朝不同时期的彩釉瓷、五彩瓷、斗彩瓷、粉彩瓷、珐琅彩瓷以及各种大规格龙罐，更不可能因为烧制难度大而统一，都称得上精美。
看皇帝对宫中瓷器质量的态度。
明正统元年，傅卢一次进贡瓷器5万件。这五万件民窑瓷器是正统皇帝接进光禄寺的。这正好与南京故宫、北京四中“正国宫”大宅(明朝郑德皇帝的外宅)出土大量民窑瓷器的情况相吻合。可见，明代宫殿不仅使用御窑和官窑瓷器，民窑瓷器也广泛使用。
《大系》:“正统七年，江西造的九峰饭堂，龙凤白瓷壶，都不如。工部请调官罪，又令变法，恐民劳，禁变法调官。”意思很明确，正统皇帝不仅免了升官的罪，还用了烧过的劣质瓷器。103010还写道：“天顺六年，光禄寺用龙凤花素瓷一万多件，均有危害。请工信部移文制作。用它的劳动和人民，已经做到了。”它是
003010另录：“嘉靖二年，江西烧制瓷器，内鲜红色改为深红色。”当初不是皇帝的主意，也不是窑监和窑工的初衷。究其原因，始于永宣时期的大红器，采用的是西方红宝石，成型后工艺失传。在这种情况下，皇帝的“金口”虽然打开了，但终究克服不了科技的困难，只好退而求其次，自己凑合。不然大红烧不出来，其他红人鄙视，你就自讨苦吃。
103010讲到万历皇帝的案子：“陈佳之际，太监孔成收了瓷器，和官员们核对玩闹，上来责罚，以免进一步追究。”这篇文章的主题当然是万历皇帝善待官员，不负责任。但仔细考察词义，可以发现另一个玄机：第一，这些瓷器有质量问题，否则就有“查办打官”的说法？第二，既然“回避”了人的问题，有质量问题的瓷器自然会留到以后用。
乾隆九年(1744年)六月，养心堂筹备处发布诏书：“将一罐漆田字交给唐颖填釉。如果是编出来的，那就编出来发。如果编不出来，就别编了，还发。”唐颖尊法，怕破了就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复制了三个形状和性格一样的罐子，寄回去。在龙的赞许下，勉强认可了“浏览”二字，不再多言。这件事当然看出了窑制田字罐的珍贵，但同时也证明了缺釉的田字罐虽然是残迹，却一直保存在宫中，而且
且颇受乾隆垂爱，此其一；其二，乾隆皇帝尊重烧造规律，宁可退而求其次，也不勉强唐英干傻事。
影响御用瓷器质量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御用瓷器“量大、限逼”。
在手工生产的时代，瓷器烧造受诸多因素制约，虽然朝廷和各级官府为保证瓷器质量一直煞费苦心，无奈一项非规律化的手工艺术终究不能质量、数量、期限同时兼顾。于是，催促越紧，凑解越多。以宣德八年（1433年）为例，朝廷一次下令烧造龙凤纹瓷器达44万多件，如此巨大数量，再要件件质量上等，如何才能完成任务。
《江西省大志》有段记述，隆庆五年（1571年），因次品积压过多，遂有官员建议，用官窑次品瓷器兑换民窑成品。此则记述，着实让人惊讶！居然有用官窑瓷器兑民窑瓷器的事发生，这事超乎一般人的认知。但志书所记，由不得轻视。
仍是《江西省大志》所记，当时部限瓷器质量好于御用瓷器。此书写到：“旧规：本厂凡遇部限瓷器，照常烧造，不预散窑。惟钦限瓷器，数多，限逼，一时凑办不及，则分派散窑，择其堪用者凑解。但民窑狡诈，人百其心，乘限期紧并，多以歪斜浅淡瓷器塞责。厂官事逼，姑收凑解。”如此情况，又要出乎人们意料之外，谁个会知，还有皇帝御用之器凑合的情况？此无他，既然要“官搭民烧”，既然又“数多、限逼”，其质量问题也就不言而喻了。
如此，无论督陶官唐英如何一次次地向乾隆摇尾乞怜地表白自己的尽心竭力，口中莲花朵朵，终究无法改变瓷器生产的规律，也无法改变“官搭民烧，姑收凑解”的实际情况，当然更无法改变各级官僚投机取巧蒙蔽皇上的天性。于是，御用瓷器也就不可能件件精美，样样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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