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自由的一种方式——我的父亲以及他的藏族聚居区写生
时间：2022-04-29 来源： 作者：华纳艺术网 点击次数：
2021年12月24日，“高原的呼唤，青海写生38年——吴长江版画速写展”在青海美术馆举行，这是父亲第一次在青海举办个展。
有一段时间(2002年-2007年)，每到寒暑假，我都要陪父亲去藏族聚居区写生，不断在藏族聚居区游历，逐渐塑造和完善了我的世界观和绘画与我的关系。同时，我也有了一个难得的机会，通过近距离的观察来了解我的父亲。2017年回国，我主动参加了一次去他藏区的旅行。我知道他很开心。10年过去了，父亲和藏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刻，只有翻看过去的影像，才能看到他的头发渐渐花白，眼袋越来越大，肌肉松弛，开始意识到父亲年龄的变化。对于一个儿子来说，通过这种形式去发现可能太不负责任了。
在他近几年的大部分作品中，人物总是缺少背景，画的人往往在中间或侧面，让人怀疑是在帐篷里、草原上还是寺庙里。这一切，除了当时在场的我和几个同事，其他人都无法从作品中得到这些信息。背景总是被赋予一种淡淡的色调，或者被快速的笔触溅起的水彩颜料。作品中最重要的是人，人会把最大的精力投入到模特的五官和手上。屏幕上除了人物，还会留下模特的藏文名字(或由会说藏语的助手书写)和艺术家的签名、地点和时间。另外，模特是做什么的？您从哪里来？这些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人像或人物画所需要的信息。我们无从得知，只有画家自己知道。他没有奥古斯特桑德尔那样的雄心去建立一个西藏居住区的人的相册，试图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视角。他的几千个(可能是几万个)图像，没有具体的按职业或地域分类，但如果强行归纳，生活在牧区的人可能占绝大多数。
在我旅行期间，我总是对他非凡的记忆力感到惊讶。他对所画物品的记忆如此深刻。在一个藏区的节日庆典上，他甚至认出了一个几十年前曾是他的榜样的牧民。颇有意思的是，对方竟然忘了自己被这位汉族画家素描过。这种事情在旅途中发生了三四次。由此，我觉得他可能只是不愿意说出来，也可能更倾向于期待遇到知己，找到能为他说话的人。虽然在我看来，这或多或少是一种迂腐或过时的想法，最后可能是一种完全不可企及的奢侈。坦白说，在这方面，他并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或者说是一个善于经营和创造故事的人。他不会释放那些象征性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诱导和煽动观众，让他们去揣摩和解读，出售唾手可得的廉价文化思想。当今热门的世界话题，如人与自然环境、城市化、地缘政治、宗教等等，都可能阻碍他的写生。
他的作品都是和物体的直接接触和碰撞。在街上对视，在人群中找到自己喜欢的模特，然后进入各自的位置，摆好绘画工具，支起画板，开始绘画。两者靠得很近，几乎可以碰到对方。在这个过程中，只有不断的眼神交流和通过扫描对方的微小动作来相互判断。整个过程几乎没有太多对话。两人之间的信任完全是通过眼神来完成的。他的大型水彩作品总是需要3到8个小时，在此期间，他们之间时间意识的差异就凸显出来了。藏区的朋友永远不会像军人一样一动不动。十分钟后，它们会不由自主地变得活跃起来。可能抽烟，和附近的看客讨论，给出各种离开的理由。他要不断地做出选择，在模特之间，在中断和坚持之间，在素描和水彩之间。所以他的作品创作已经融入了场景所能提供的一切变化。不断适应和调整，在处理的时候夹杂着自动反应的部分，从而保持“素描”的新鲜。近40年的现场经验，让他在短暂的写生时间里，有了思考的时间。如果说他在80年代的素描作品中可以通过使用炭笔、便携尺寸等单色工具更专注、更快速地捕捉物体，那么2000年以来的水彩作品则从根本上使他的作品复杂化了。超大尺寸、色彩、笔触等一系列步骤，从眼睛看到物体，通过手中的画笔，由大脑转化为命令，排列在纸上，无疑将他的现场素描纳入了创作的范畴，从而在传统意义上的素描与创作之间找到了适合自己立足的位置。
他在藏族聚居区游历了近40年，继续深入藏族聚居区，这让我们很难把他归为某个时代、某个群体或某个流派，他本人也没有兴趣形成一股势力。他不是在寻找精神上的香格里拉，也不是在寻找西方绘画的实际应用。因为，作为他的儿子，在一起旅行的同时，我也在揣摩他选择西藏的目的和动机。我看到的是他的快感，他从创作中获得的快感。他在两米高的画板之间用模型获得了一个独立的空间，他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了。他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世界。一个只有他能感受和享受，别人无法理解的独特世界。于是乎，饮食上的困难，感冒引起的腰间盘突出的烦恼，工作的时候，他面对的是一个不停搬家的牧民男孩，焦急的看着手机，渴望回家或者打台球，同时需要不断的接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话，处理无聊的业务琐事。所有这些我们需要考虑的因素都变得无关紧要了。终于看到了他从头到尾在藏区画画的动机。我以为我找到了原因和动力，就是他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自由，不仅仅是创作的自由，还有在北京和自己的居住地所不能拥有的东西。其实在偏远的藏族聚居区写生，只是他在生活中追求自由的一种方式。
简单来说，与他在创作中获得的快感相比，他并不太在意作品展出时观众的反馈。这里再次证明他是一个“独裁者”，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独裁”画家。今天，两个重要的因素，背景和参与，在他的
脑海中是完全度外的。他对于作品的展示与呈现，以及如何导引观众（操纵观众）去向他所设想的方向思考、接受等等，是完全忽略的。他很少去思考如何引导观众进入展馆，耐心地呈现给观众一个他们所期许的艺术家形象。他也很少与评论家沟通。我想理由很简单，他已经在创作这件作品的时候，获得了一切他所期望获得的东西，纸面上永恒的牧民形象，以及数个小时现场创作中的狂喜。所以，可以说，他同时扮演了创作者与观赏者，他带回北京，呈现给我们的作品，不过是同作为一个美食家所写下的评论或菜谱一样，而美食本身，已在现场，被他一人所独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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