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之“新”与艺术史研究的拓展

时间：2022-04-12  来源：  作者：华纳艺术网  点击次数：

2020年三星堆遗址发掘现场直播

「新文科」有什么新意？既是时空的新旧维度，即新旧之“新”，也是思维结构模式的认知创新。比如“宇宙膨胀”这个新概念，可以理解为“交叉学科”，即跨门类、跨学科的研究。相对于新工科、新医学、新农科，新文科的外延和范围在很多领域和层面都有更大的拓展空间。特别是与艺术史研究相比，新文科的根本属性是历史的、社会的、人文的、艺术的，甚至是经济的、科技的，是直接面对“人”和“物”的艺术视野的历史考察。因此，面对新文科背景下的艺术史研究，其主旋律就是“拓展话语范围”的问题。自然，它的内涵和外延也会扩大，产生极大的丰富性，这是符合历史研究发生发展规律的。而且，从历史观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他做学问的必然。换句话说，艺术史研究是指相对成熟的历史研究方法和历史研究经验，旨在研究范式的提升，以及贯穿整个艺术领域的各种范畴和跨范畴的探索和运用，以多视角关注艺术史的发生、发展和延续。可以说，在当代学术环境中，要求研究者跨越多学科视角，秉持宏大世界观，在全球化浪潮中确立学术研究，这是“新文科”学术主流的发展趋势，进而构建中国特色的艺术史研究价值体系。

新在艺术史的价值导向

艺术史的价值在于，在挖掘史料的过程中，能否清晰地追溯艺术的产生和发展，从而确认艺术史研究的知识。从新文科的角度来看，新文科更注重价值理性。相对于具有工具性特征的自然科学，文科更注重人文关怀，即在知识体系、学术体系、学术体系之外，如何展现民族的历史内涵、谱系、思想、思想的输出。特别是新文科提出“新”在于将当代社会的主流意识体系和相应的学科资源融入文科体系，重新整合艺术史与其他学科交叉所获得的新的价值取向。

从这个角度来看，艺术史的新价值在于探索艺术史和人文社会科学所涉及的对象的规律性，同时在艺术为社会思想和价值埋下伏笔。因此，考察艺术史的新价值取向，可以理解为新文科推动艺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比如艺术史研究，用方法论揭示艺术史的方方面面，包括艺术观念、艺术流派、艺术形式和风格，从而达到理论反思和哲学认知的高度，特别是从具体的艺术事件中探索艺术发展的多元规律。对这一相对概念的认知，正如“传统史学”与“新史学”划分过程中史学的范式转换，即“新史学”突破“传统史学”局限的观点。客观上，近代以来，中西史学研究在史学观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都经历了几次变革和修正。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史学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表现为“新史学”的兴起。它改变了过去受阶级划分限制的人们头脑中的固定模式，以及上层阶级或贵族的史料和管理世界的观点更容易被保存或流传下来，即“传统史学”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历史人物和记录历史的精英的政治历史上。20世纪50年代，一股强调“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思潮蔓延开来，要求研究者关注人和社会。在研究方法上，借鉴和吸收了社会科学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法，尤其是史学中“叙事”的复兴，推动了史学研究的新转折。因此，受其影响，艺术史研究开始从文化、社会、经济，甚至观念认知上寻找原因，导致解释范式的历史观发生变化。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艺术史和艺术史学的多重概念。在解释艺术史的根本问题上，新范式不仅形成了更有说服力的历史叙事效果，而且明确了新史料、新方法的应用(见：《光明日报》 2021年3月8日《理论》版《西方史学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显然，在学科日益分化和精细化的今天，采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艺术史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可以通过与其他学科的交融和融合实现自身的进步和突破；另一方面，它可以有意识地加强自身话语体系的建设，如提炼和创造一批能被史学界广泛认同的新概念、新分类和新表述，从而将艺术史研究引向新的深度和广度。

因此，可以说，新文科在推动艺术史研究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与美学、人文、伦理、社会相关的问题，需要通过拓展新文科和艺术史研究的优势来实现其价值取向。

新在“话语”感召力上

“新文科”助力美术史学研究，是反映美术史学研究路径的重要转向。其转向的新思路在于新文科视野中艺术史研究找到的“话语”，即巩固历史。

如是说来，艺术史研究的交叉融合话题便凸显出来，主要是指学科交叉和科际整合，这将成为推动艺术史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重要路径，更是新文科重构与创新的集中体现。换言之，传统文科在边界之内自律发展，在新文科视域下则需要学科内外部彼此互通、深度融通，这是因为“新文科”要突破“小文科”思维，构建“大文科”视野。站在宏观世界的视角下是必要的前提，由此而观，艺术史研究除了原本文史哲的打通论证，仍需关注现代信息、现代科学的介入。诸如，将艺术史与经济学视角相互交叉、艺术史与社会学方法论的相互借鉴、艺术史与现代应用科学领域的紧密联系，进而构成相关研究的问题域，进而搭建艺术史研究领域更大范围的学科协作。也就是说，艺术史学研究着力于交叉与融合，推动学术协同创新，构建学科新生态，促进学科内涵发展。而关键是凝聚高度共识，激发学术发展活力，这是艺术史学研究构建“话语”感召力的特色所在。

质言之，“话语”感召力必然牵涉到新文科研究范式，即不断丰富其学术内涵与外延格局。史学交叉是在多重学科资源之上以多元的研究方法为主要手段而展开的研究方向，并实现研究与学术范式的革命。那么，当下方兴未艾的“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正是尚在演进之中的第四次学术范式革命，在史实、史料、史证诸方面的挖掘中开辟新径。并且，综合应用多学科知识，无疑为新文科视域下的艺术史研究打开更加广泛的学术舞台。这从根本上说，也是建构新文科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论体系的基础，自觉提升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学术话语权。

新在方法上的突破

学界有句针对新文科跨界融合颇有道性的说法，即新文科视域下的跨学科，不仅停留于知识层面的跨界，更为关键的是在方法论运用上的跨界。如此说来，艺术史借助新文科的翅膀，最大羽翼是学科交叉，那么，如何交叉呢？这应该是在方法论应用层面探讨的重点，这就意味着传统应对人文社科研究的研究方法，在联动中发挥优势，彼此增益。尤其是新的信息技术在艺术史学研究中的应用，诸如数字化技术、人工生命与生化技术的多样性等，与艺术考古、艺术创造、艺术思维模式结合形成的新探索，产生新兴学科领域的新方法。如2020年重启对三星堆遗址挖掘和勘探研究过程中，运用了恒温恒湿玻璃方舱、3D打印文物“防护服”、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仪、扫描电镜……这些多项跨界“利器”的首次使用，从技术层面上说，是目前国内乃至世界上科技含量最高的艺术考古新实践。因此，新文科的“新”，是新在“研究范式”这个模块上，它与艺术史研究边界的扩展有着相同的追求，即是在研究的方法理论以及方法应用中要有新的突破。

20世纪30年代，历史学家周谷城提出“历史完形论”，认为历史的研究是维护和体现历史完整性的，主张以宏观且整体的视角看待人类过去的活动，强调整体思维、整体研究。具体而言，“历史完形论”反对仅凭“史料”或“史观”的梳理，就对“历史”下结论的历史研究方法。这与专注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一历史人物的详细考究不同，他秉承“历史之自身乃客观的独立存在”的“客观唯物主义”研究视角，“意在指出历史事情的有机组织和必然规律”（周谷城：《我是怎样研究世界史的》，《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第3期）。诚然，作为史学研究，这二者缺一不可，即“历史”应当包括历史事实，尤其是人在历史中、社会中的活动形态，这是真正的史实。还应当认真审定历史文献记载，这是对于史述、史料的爬梳。客观的史实与生动的史述、史料相结合，再加以史家的史识，方可试图了解历史的全貌，在具有宏观的全局意识下开展历史的研究。

现如今，国内风行的概念史、观念史研究热度正盛，而在文科研究的许多领域其实都可以采纳这种视角进行史料的梳理和考究。但有些因素是需要首先认知的，比如概念史的研究方法主要应用于中国史方面，尤其是晚清到民初的这一时段，这样的原因很好理解，即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中西方思想交流、碰撞、融合的一个最为典型的时期，也是最为激烈的一个历史时段。而现在则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如何立足于本土文化，有效地在中国现实语境下去利用概念史这一方法，这是需要相关研究者所重视和考虑的。这就需要研究者具备哲学史、思想史、社会史等知识储备，结合史识从而作出正确的、有效的史学研究，换言之，如果不能具备这样的学术认知，那么不光是借助概念史、观念史这样的研究“工具”会出问题，在整个艺术史研究的范畴中去推行新的方法、新的范式都将遇到重重阻碍。

诚然，新范式也好，新方法论也好，究其目标依然是在如何建设新文科背景下的艺术史研究。自然，这样的建构需要理论体系、学科体系、教学体系、评价体系这四大体系的整合同步推进，并在强化价值引领、彰显新文科“特质”上能够持续发力。实现这样的目标，就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是要遵循各门类、各学科的发展规律，结合各自的学科特色，做到有针对性、有目的性，而非泛泛而谈的理论创新；另一方面要能够打破学科壁垒，重视学科专业间的交叉性和融合性，不仅能够认识到学科边界，更要重视学科跨界，以宏观与微观的意识辩证关系给予综合性的驾驭而得出研究视域的“新命题”。尤其是新文科的创新需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落脚与正确的价值体系指引，因而确立正确的学术观念，培养良好的学术修养，以严谨的研究范式去开展学术研究活动，借助正确的、创新的方法论和方法应用去创建学术体系，才是一个良性的“新”艺术史研究突破。

新文科之“新”与艺术史研究的

拓展共生共存

“士以弘道”“文以载道”，纵观中国艺术史的发展历程，在每一时期重要节点上都会有艺术与文明辉煌业绩的集中体现。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催生了秦汉艺术雄厚博大、昂然向上的统一风格，并由此确立了中华早期艺术风格的整体面貌，被描述为艺术史上极重要的发展期；魏晋时期儒佛道文化的互动，表现在艺术风格上，既有独立的本土民族性格，又具外来多元文化融合发展的包容性，尤其是佛教的传入，使得艺术表现形式经历了极为丰富的流变过程，及至唐的开放、宋的理学，引领着艺术、伴随着思想文化的发展获得至高境界。寄情于山水、景情交融、意境营造、技进乎道、师法自然的种种艺术形式与审美思想确立，为中华盛世的艺术理想奠定了基石并构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如前所述，艺术史学研究必然与时代相吻合，其学术性、知识性、思想性，从根本上说都与时代价值观念相统一，这是艺术史学研究的历史命脉。

由此可见，强化艺术史学研究的价值导向，这为深化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科学认识，推动新文科与艺术史学研究的传承创新，提供了强劲动力和行动指南。就此一点，可谓是新文科建设的内在动因。进言之，就其艺术史特性而言，艺术史如同整个史学研究一样，与时代文化走向和社会思潮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也因此，研究艺术史需要重视文化、文明与社会发展的融合判断，研究者需要跳出单科性研究的局限，形成多学科互动，依此延展来探究和评价艺术史学的文化价值，从而更恰当地揭示出艺术史观。尤其是推动中国艺术史研究的问题转向，坚持问题导向，提升问题意识，推动方法论创新，这是推动史学思想理论创新体系建设的本质意涵。事实证明，一个时代必定有一个时代的史学，而每个时代的史学发展又与这个时代的生存状态与文化环境息息相关。从本质上说，艺术史是一门关注人类文明进程发展的大学问，而人类命运的精神依托就是艺术的、人文的情怀寄托。因此，阐述并实践艺术史学术理路的创新，对于丰富我们认识中国传统艺术史，具有积极和重要的学术意义。

自然，对艺术史的解释权，应当始终坚持正确价值引领方向，这是责任，更是价值观和立场的体现。换言之，艺术史观是由主流价值观引领，并由主流意识形态来解释的，从学术学理上讲，艺术史及艺术史学总归是一门艰深的学问，需要由专业人士，通过符合学术规范的检验形成研究成果并进行普及传播，其根据必然是由认识意识所决定的，这就需要明确在正确的艺术史价值观引领下来推进其研究，而艺术史研究不仅需要专门史学，更需要从艺术领域的“公共史学”来践行推动，这是从事艺术史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当下“数智时代”的来临，艺术想象、艺术创作在全疆展开。况且，艺术活动随着科学技术支持、科学知识支撑不断开拓出新的艺术形式，这就需要史学研究领域紧跟艺术实践发展步伐，甚至先实践一步，架构出新的逻辑思维的几何体，为新文科提供跨学科交流平台和新的研究工具。由此，新文科之“新”与艺术史研究的拓展可说是共生共存，艺术史研究的积极作为、主动作为，必然需要新文科的支撑和支持。

（作者系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教授、博导，学科带头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理论学科第七、八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跨门类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项目批准号：20ZD25）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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