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跨文化到跨语境——艺术史写作中的历史与文化想象
时间：2022-04-12 来源： 作者：华纳艺术网 点击次数：
100多年前，康有为、梁启超一辈讨论了从“西学”到“新学”的各种思想，旨在把握变化着的世界和文化现象。当时，在各种艺术写作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内在的追问：外来文化或过去文化中的艺术如何成为当下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这个问题也是近代以来艺术史写作的核心问题之一。
今天，尤其是在当代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这种探究更为迫切。我们如何理解过去的世界？我们如何理解外部世界？这是一个难题。随着艺术史写作领域和范围的不断扩大，我们更容易陷入一种新的危机，即容易将历史视为事实材料的清单，也容易简单地用过于简单化的普遍主义思维模式取代跨学科、跨文化、跨语境的方式。
在我看来，新文科视野下的艺术学建设，首先要克服的就是这种简单化和肤浅化带来的危机。例如，艺术史的研究和写作往往被认为只是罗列和介绍艺术家及其作品的工作。言下之意，只要你能详细讲述过去发生的各种艺术故事，慢慢讲，历史自然会出现。在各种文档和数据库层出不穷、资料日益丰富的今天，似乎只要把各个时代的资料剪贴在一起，就能拼贴出一幅世界性的画卷。这种观点近乎粗鲁。其次，我们还应该警惕虚假的普遍主义和全球化的幻想。这种错觉在一个国际网络化的时代很容易变本加厉。
最近，曹意强教授的书《艺术与历史》由商务印书馆修订并重印。本书最初摘自曹意强1995年的博士论文《艺术史的途径》，2001年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书中包含的许多重要概念，对艺术史写作中的问题和危机都有相关的思考和回应，可惜没有引起足够的理解和回应。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重新解读该书所蕴含的一些基本理念，将有助于我们在跨文化到跨语言的状态下建立艺术史写作的历史文化想象。所以笔者谈谈读书笔记，和大家做个交流。
没有理论，历史照样可以留存
我们知道，在恩斯特卡西尔看来，艺术和科学、宗教一样，是人类探索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是人类智慧的“三驾马车”之一。103010这本书就是这个概念的具体演绎。艺术不仅仅是一种审美对象，它本身也是一种知性的东西，不仅仅是为了我们的乐趣和优雅。英国艺术史学家梅尔克波德罗在《人论》中更清楚地阐述了艺术和智力之间的密切关系：“艺术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历史事实。”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在艺术的审美形式中，也有我们称之为艺术性的艺术概念。这些描述深刻地触及了艺术史写作所要处理的具体对象和内涵。
“没有理论，历史依然可以存活。”事实上，这提醒我们不断思考：当我们放弃先入之见和理论去叙述历史时，历史叙述如何进行？换句话说，历史叙事本身如何成为一种观念和思想的方式？或者说，看似没有理论的历史叙事，如何成为真正的知识，成为有见地的知识？简而言之，历史叙事如何成为理论叙事？
艺术中可以直观看到的真实想法，也可以在纯粹的历史叙事中看到，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艺术社会学，需要外在他者的理论想法先行引导。因此，在《批评的艺术史家》这本书里，作者有意打破了艺术、历史和哲学之间的各种界限，同时把它们描述为“真正的知识”的范畴：“真正的知识是关于事物为什么是它们是什么的知识，而不仅仅是它们是什么。”借助于对哈斯克尔思想的解读，书中对抽象僵化的教条式知识和观点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性分析，对“知识”的概念也进行了改造：“思想、愿望、希望、恐惧、爱与恨。”因此，在哈斯克尔看来，“历史的目标不是知识，而是理解，即通过历史理解过去的思想和感情”。
很明显，《艺术与历史》进行了一项核心工作，智能地改变了我们通常对人类智力状态的理解模式，从而将知识的概念放回了它原本的世界。这种观念是建立在对艺术作品本身的认知上的。正如历史学家巴克哈特在书中引用的那样，“只有通过艺术这个媒介，一个时代最隐秘的信仰和思想才能传递给后代，只有这种传播方式才是最值得信赖的。”同样，通过观察和欣赏艺术作品独特的审美方式来洞察和理解历史，历史也会作为艺术作品呈现出来。“历史不是光和真理。历史是一种探索……它在人类道德世界的演进中得到尊重和发展。历史的起点和终点对我们来说永远是个秘密。”正是通过艺术史的写作，历史探究同时成为观念、智力或思想的历史。
在这里，艺术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材料来生动地解释和说明某种历史现象，艺术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同时，历史本身就是艺术，需要用“艺术”的方式进行有效的阐释。这就是培养真正的阅读图像、理解艺术媒介、理解创作意图的能力……这些能力是历史叙事的基础：“历史与艺术史的合作绝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在的实践。”实践出真知，艺术作品包含了一个时代最内在的知识和感受。
性世界，这正是“图像证史”的真正秘意所在。
历史的隐形之链
“历史的隐形之链”，这是一个很早就被曹意强教授提及的重要观念。他从哈斯克尔的历史研究中汲取学术能量，建构出了这个艺术史写作观念：历史学家“不必去尝试什么体系，也不应宣称什么‘历史法则’。相反，他应该把自己限定于观察、叙述和描述。”但重要的是，在历史的这种观察、叙述和描述中，究竟需要隐藏怎样的洞见呢？历史学家如何能够像一个艺术家一样？哈斯克尔曾论述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化》这部经典之作：“……它们那热烈的情感、深刻的洞察力以及优美的形式和不拘泥于教条，都给我以启发；最重要的是，它们展现出一个作家能够像一个艺术家那样，通过精心安排细心筛选的新细节，摆出最有说服力的论点。”历史写作者与艺术家一样，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推进自己的工作。
但问题在于，在历史学家笔下，细节的碎片获得了新的缝合与连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哲所言“善良的上帝在细节中”才变得意味深长。阿比·瓦尔堡极为服膺此语。这种在细节的碎片中，建立起联系的能力，正是一种历史的想象力。这种历史写作中的想象力，与艺术创作一样，能够在黑暗的物质的历史材料中建立起一种有意义的联系，一种哈斯克尔所说的“理解”。这种想象力，被曹意强教授生动地描述为寻找/创造出历史的隐形之链。
赫伊津哈在《历史观念之定义》中曾谈到历史复活与想象力的关系：“在我看来，主要的历史才能其实是想象力——不是幻想，而是一种制像的力量，一种重新创造原物，使别人似乎可以看见生活在过去的亿万人的面貌特征，听见他们的声音的力量。这样，米什莱的言词似乎变为现实：历史即复活。”从米什莱到赫伊津哈，他们在历史与艺术之间建立起了一座坚实有力的桥梁。
这其实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观念。它至少意味着，对历史意义的寻找，不是一种历史的客观本质主义，不只是简单的再现，而是一种表达与创造。因为即使可以复现往昔的全部真实，所谓的“历史”仍然不会产生。当代的历史学家与写作者，在面对往昔历史的碎片时，更需要的是建立起意义联系的创造力。所谓“隐形”，不仅是指尚未被发现的那些联系，同时也指那种因为后来的新视点，而被建构与创造出来的联系。譬如，曹意强教授曾经受邀在美国克拉克研究院做学术讲演，他在克拉克的中国之行与康有为的欧洲之行之间建立起了一个有意义的隐形之链。尽管事实上克拉克与康有为只是平行发生的两个事件，两人也从未有过任何现实的交集。但是，他们两人却在曹意强的历史写作思路中聚合在了一起，进而由此完成近代世界上发生的一次文化对话。学术性写作的真正意义也在于此。
历史作为一种模型
因此，历史既是一种叙述，也是一种价值与意义的判断及建立，也是我们对于理解往昔的一种知性模式。进而言之，历史学家着手工作的时候，总是心怀某个“元图像”：“历史，作为一种模型。”
这让人想起维科。在《新科学》一书的扉页，那张神秘的图像其实就隐含了维科对于历史与文化的所有观念。维科自己也将对卷首图像的说明，直接作为本书的序论。
历史，在维科这里，首先也是一个图像、一种模型，是一种被建立起来重新理解世界与探究世界的方式。后来，布克哈特更是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开篇即以“作为一种艺术工作的国家”展开。
历史，被建构为一种模型。《艺术与历史》一书曾援引卢卡奇的研究，作出相关讨论。在卢卡奇眼里，李格尔、狄尔泰、德沃夏克是19世纪三位真正重要的历史学家。其中至少有两位是艺术史家。而卢卡奇做此判断的理由在于，这些历史学家关注“历史的本质”，善于在历史研究中探索他所谓的“结构形式”。显然，使用“模型”概念来描述历史研究，比“结构形式”更能标示出对于历史的理解与探索。
因此，艺术史的写作，根本意义上是把历史建构为一种模型，是一次“艺术”的创作行为。我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曹意强教授显然很同意麦考利的名言：“历史始于小说，终于论文。”艺术史既是理论性的论文写作，也是历史学家的一个创作。
结语
我当然不想让这篇读书札记终结于“论文”模式。在《艺术与历史》一书中，充满着关于艺术史写作的各种洞见，譬如有关趣味与时尚、赞助人等角度的讨论，关于艺术社会史研究与艺术社会学研究之间的辨析，以及诸如图像证史、包罗万象史等观念的辨析等等，都引人入胜，吸引着我们与作者进行不同维度的阅读与对话。在此书的“结语”部分，作者仍在不断逼问读者“历史”是如何产生的：“什么是历史呢？历史是观念，是历史学家所为之物。而历史的观念是历史学家寻求历史联系的结晶，其本质是受到其所赋予的价值而定的。”稍加回溯，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探究历史问题的艺术史家，必定同时也是一个观念模型的“制作者”。以艺术史家欧文·潘诺夫斯基的研究为例，他在叙述艺术历史的同时，也建构起了关于透视、比例等观念模型，成为“世界观”，而这些术语原来只是更多地属于技术层面。
正因如此，虽然艺术史写作所涉及的历史事实都必须受时间与空间的严格限制，但曹意强教授指出，正是这种限定，不但赋予历史以无限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而且也给予了我们重构历史真实的可能性与创造性。在艺术史研究中，我们也为超越这些限定而创造出有活力的观念、创造出各种历史的模型。正是在这里，艺术史的写作成了一门技艺，艺术史写作本身成为一种艺术。今天，我们关于新文科的讨论，思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形成新的交叉学科，既要有总体的规划与构思，更要善于从过去传统与当下现实中获取新文科建设的具体经验。艺术史因其自身所具有的从跨文化到跨语境的历史文化想象，必将为新文科的建设带来启发与潜能。这一切，正如维科曾在《新科学》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所以我们必须和语言学家们一道回到杜卡良和庇娜的石头，回到安菲翁的岩石，回到从卡德茂斯的犁沟里生长出来的那些人，或是回到维吉尔的硬橡木去找这种开始……”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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