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彩纷呈：古代东西文明交流中的玻璃艺术”开幕
时间：2022-03-04 来源： 作者：亚星艺术网 点击次数：
3月1日，清华大学美术馆首次特展“多彩：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中的玻璃艺术”开幕。清华大学美术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日本文化厅原厅长、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副馆长刘清圭介、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副主任赵谷山、日本驻华大使馆特命全权公使清水茂雄等先后致辞。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致辞并宣布展览开幕。开幕式由清华大学美术馆副馆长李哲主持。
2022年，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清华大学美术馆以日本平山爱国丝绸之路美术馆收藏的世界上325套古玻璃为基础，以中国多家文化机构的藏品为支撑，举办了“多彩：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中的玻璃艺术”专题展，展出古玻璃艺术约360套，其中，“异”包含了古玻璃的诸多属性和内涵，如“奇异”、“奇特”、“稀有、不寻常”等。
本次展览以时间为轴，分为孕育与诞生、交流与融合、绽放与辉煌、西方与东方四个单元。我们希望通过玻璃材料，展示人类古代世界文明史、科技发展史、艺术史、贸易交流史的相关内容，从中看到东西方文明相互借鉴的现实意义，以及中华文明的广泛包容性和巨大创造力。
公元前28世纪至前4世纪中期的“孕育与初生”
在玻璃出现之前，——釉面滑石和费恩斯两种硅酸盐人造制品，可以称为类玻璃制品。真正的人造玻璃诞生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埃及或两河流域，但直到公元前16世纪左右，各种玻璃制品才开始更多地出现在新王国时期的埃及和两河流域北部的米坦尼帝国，以及随后爱琴海的迈锡尼王国和伊朗西南部的中部埃兰王国。
公元前千年，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复兴了玻璃工艺。各种样式的带耳朵或单柄的“波浪”玻璃瓶、玻璃人脸、鸟兽挂件和眼睛装饰玻璃珠(中文俗称蜻蜓眼玻璃珠)是腓尼基人或迦太基人的象征性产品。在新亚述时期(公元前935- 612年)，偶尔会看到玻璃器皿和小饰品。在横跨欧、亚、北非的波斯阿基米德帝国时期(公元前550- 330)，晶莹剔透的模压单色玻璃器皿和各种圆锥形玻璃印章是其亮点。
公元前11世纪左右，西周的工匠已经掌握了冰晶石的制造技术，广泛用于珠饰和玉饰，并融入中国礼制，形成了“白玉与其他玉石红玛瑙珠或蓝绿色冰晶石或绿松石珠”的组合。
眼饰玻璃珠出现在公元前一千年前半叶的中国新疆，公元前500年左右开始出现在中原地区(如山西、河北、河南、湖北等地)的高级墓葬中。公元前4世纪战国中期，中国原生玻璃喷薄而出，尤其是铅钡玻璃配方制成的眼形玻璃珠层出不穷，还镶嵌在铜镜、挂钩、车饰、青铜器等器物上，形成了独特而精美的中国风。同时，眼纹、蛇纹釉陶珠、釉陶是我国战国时期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器物。
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公元初的“传播与融合”
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05- 30年)的埃及玻璃更多地延续了传统，王朝末期出现的“切条镶嵌”玻璃技术是这一时期西方玻璃的最大亮点。
“切条镶嵌”技术可以批量生产装饰内容、形状、大小几乎相同的标准图形玻璃块，可作为镶嵌物镶嵌在不同背景颜色的玻璃物体上，或制成镶嵌玻璃容器。这种玻璃技术很快被罗马帝国继承和发展。
战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中期)，中国古代玻璃实现了本地化生产，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铅钡玻璃体系。中国工匠创造性地将东方美学融入玻璃。铅钡
徐州北东山楚王墓出土的玻璃杯，河北满城钟山盛墓出土的玻璃耳杯、玻璃盘，都是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中式玻璃器皿的代表。江苏盱眙大云江都费墓出土的20件铅钡玻璃簪是中国古代最重的玻璃器皿。与此同时，中国南方的广西、广东、湖南正迎来一波不同于西部钠钙玻璃和北方铅钡玻璃的钾玻璃浪潮。其中以广西合浦最大，合浦汉墓出土的多为“腊法”工艺制作的蓝绿钾玻璃珠和单色钾玻璃串玻璃碗，预示着当时中国南方沿海地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南亚贸易的繁荣。
公元初至公元7世纪中期的“绽放与辉煌”
公元初开始出现的玻璃吹制工艺是罗马人。
在玻璃器皿制造史上的最伟大贡献，并快速扩展到周边地区，使人们可以更有效率地制作更薄、更实用的各式玻璃器皿。吹制玻璃尚分“有模吹制”和“无模自由吹制”两种。“拼色”和“绞色”玻璃器皿可以视为“马赛克”技术的延伸，通过不同单色料棒的拼合，可以形成带状多色玻璃图案，呈现出类似大理石或条带玛瑙的效果，再经由吹制工艺制成玻璃器。夹金银玻璃器物、分层玻璃、凸雕或凹雕工艺亦是罗马玻璃的特色品种。萨珊波斯的玻璃工艺承自罗马，然又别具一格，尤其是磨面玻璃器是其特有审美的体现，且东传至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
汉晋至南北朝时期（25-589年），东至扬州，西至新疆，南至两广，北到辽宁，都有外来吹制玻璃器皿的身影。据史料记载，西方玻璃工艺于北魏初由中亚传入中国大同，一度于南北朝末期（6世纪后半）失传，至隋代（581-618年）又为何稠所复创，西安隋李静训墓出土的钠钙和铅玻璃器皿可为当时本土玻璃器皿成功恢复制作的例证。
东汉南方沿海繁荣的海上丝路贸易，从玻璃器物遗存可见一斑，钾玻璃系统依然是主角，偶见钠钙玻璃器物。根据东晋炼丹家葛洪记述，当时广州和交趾地区已经具备自制玻璃器皿的能力。越南、柬埔寨、印尼、泰国、缅甸等地出土的公元前后至 7 世纪的玻璃制品亦印证海上丝路繁荣的玻璃制业与交流贸易。
公元7世纪中期至公元14世纪各放异彩的东西方玻璃艺术
公元7世纪中期之后，西亚至埃及地区的玻璃器皿趋于实用性和世俗化，与同期日用陶瓷器和金属器造型相仿，如鋬把杯造型显然是来自草原的风格，或与突厥因素西进有关。13-14世纪，叙利亚—埃及出现的施珐琅彩玻璃器可为一亮点。玻璃刻花、描金、多色、凸纹等装饰可见于这个时期的西方玻璃器皿，小件装饰物如玻璃手镯、珠饰等还可见到马赛克、夹金等罗马帝国时期的工艺技术。这时期玻璃装饰物出现的“折叠”工艺是一项技术创新，丰富了玻璃艺术的呈现方法。
鼎盛繁荣的唐代（618-907年），丝路畅通，大量西方玻璃器皿输入中国。其时，佛教在中国盛行，形成了将西方玻璃作为礼佛用具盛放舍利圣物入藏佛塔地宫的特殊传统，凸显其神异性，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之玻璃器皿，经科技检测均为西来的钠钙玻璃系统。
唐代的本土玻璃延续隋代的铅玻璃系统，出现中空的圆球形“果器”等特有造型。唐代出现的玻璃簪钗传统一直延续至明清。辽代（907-1125年）统治阶层似乎对西来玻璃器情有独钟，内蒙古通辽市陈国公主墓、吐尔基辽墓出土玻璃器皿均是同时代精品。
宋代（960-1279年）海路大开，史料中有大量外来玻璃传入的记录，北宋又是中国吹制玻璃器的一个高峰，尤以佛塔地宫所出“葫芦瓶”最为普遍和特异，又有葡萄串、花口碗和鸟形玻璃器等。元代（1271-1368年）玻璃为钾钙玻璃系统，代表有甘肃汪世显家族墓出土的莲瓣纹蓝色玻璃托盏，余多为玻璃簪和珠饰等。从俄罗斯乌韦克古城、韩国新安沉船和石家庄史氏墓地出土相同的花帽玻璃簪来看，中国玻璃器物成为元代丝路交流的见证。山东博山元末明初玻璃作坊遗址和明末清初孙廷铨《颜山杂记》中有关玻璃生产的记述表明，钾钙玻璃系统和工艺技术延续至明清两代。
本次展览将展至2022年5月5日。
本文来自亚星艺术网 转载请注明
上一篇
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