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瓷千年映钱湖
时间：2021-10-18 来源： 作者：亚星艺术网 点击次数：
【读书者说】
王杰华、罗鹏著的《青瓷千年映钱湖》近日由宁波出版社出版。全书共25万字，220幅图，共分六章。首先梳理了关于越窑瓷器的古代文献，然后介绍了宁波越窑遗址的考古工作。然后，以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为基础，全面介绍了宁波东钱湖及其周边地区青瓷生产的全貌，涉及分区、各区窑址、区域总体分期以及各时期器物特征等。最后，将越窑青瓷和窑址作为宁波重要的文化遗产，介绍了其保护和利用现状。
这本书的两位作者，一位是长期担任宁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管理者和研究员，一位是近年来主要从事陶瓷考古工作和研究的前沿研究员。他们所揭示、整理、总结的翔实资料，使我们能够从地理分布、技术体系、发展阶段等方面全面了解东钱湖地区的青瓷生产。因此，我们从经贸史的角度来认识越窑，并且有详细的资料。以下是笔者看完这本书的理解。
第一，东钱湖地区是越窑最后的生产中心。
越窑，唐代以越州命名，代表了中国古代瓷器生产早期的发展，是中国早期青瓷生产的代表。越窑以唐代名窑著称，但通过长期的考古工作，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作为一种生产工艺相同的青瓷生产体系，其生产历史延续了数千年。最早的遗存可以追溯到距今约4000年前的夏朝，当地生产了最早的印刷硬陶和原始青瓷，创造了最早的成熟瓷器。唐代，越窑成为南方青瓷生产的代表窑，进入了政府的供应和输送体系。
然而，在越窑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古越国并不总是中心。其生产中心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迁移，夏商周时期的生产中心是浙北的东苕溪流域。汉六朝时期，生产中心迁移到浙东上虞的曹娥江流域，中唐时期又迁移到慈溪的上林湖地区，迎来了辉煌的生产高峰。过去学术界认为越窑在北宋初期衰落，生产中心一直在慈溪上林湖地区，即古月州。通过对东钱湖地区窑业的考察，可以看出明州窑业在晚唐五代迅速崛起。10世纪下半叶至11世纪上半叶，生产规模大，产品质量高。与此同时，岳州上林湖地区仍在燃烧，但其规模和产品质量不及明州窑区，东钱湖地区成为北宋越窑的生产中心。至于窑产中心的运动，则与政治经济资源配置的变化密切相关。了解当时地方政治经济中心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东钱湖地区的窑业应该叫“明州窑”。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朝将属于岳州的祁县(今鄞州区五乡)升至明州。83年后，长清元年(821年)，约“甘宁五年”(898年)迁至今宁波市所在的三江口，明州刺史黄生建雒城。明州由邕江发展而来，适合重型船舶，成为10世纪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此时，东钱湖地区的窑业发展迅速，说明明州窑业的发展与明州港的崛起是同步的。
据该书记载，东钱湖及其周边地区早期仅有零星的窑业，其中东汉三国时期的窑址6处，六朝时期的窑址2处，晚唐时期的窑址6处，均属越窑系的边缘窑址。五代至北宋初，窑业经历了大发展，窑址37处。可见其真正成为窑产中心是在五代以后，兴盛时期在北宋初期。此时，虽然东钱湖地区的青瓷生产在技术体系上仍属于越窑系统，但在行政区划上已经与越州比肩存在。103010食5237，《奇奇图书室》一文写道：“奇奇图书室位于建龙坊，掌管明、越、饶州、定州、青州(周子琰)、白瓷和漆器的使用。在北京和朝鲜，两人三班倒伺候监库，春华元年七月，宋太宗下了一道圣旨：库纳库纳库纳库纳库纳，查出缺库纳库纳数罪等……”可以看出，在宋太宗，明州和岳州一起向中央政府赠送瓷器。此时，东钱湖地区的窑业可以从岳州窑中划分出来，称为明州窑。
第三，明州港的崛起是东钱湖窑业发展的主要原因。
明州的崛起伴随着10世纪海上贸易的快速发展。9世纪末，位于三江口的明州开始建城，标志着明州地位的提升。五代时期，越窑瓷器作为吴越国家重要的手工业产品，开始通过海上航线和海上贸易大量出口。虽然古代文献中并未明确吴越国是否在明州设立贸易管理机构，但据记载，中原王朝的山东等沿海地区设立了“两浙吴”和“博夷吴”，专门与吴越国和南唐进行海上贸易。北方地区特别是东北辽代地区出土了相当数量的越窑青瓷，应该是这种海上贸易的结果。同时，在东南亚十世纪的几艘沉船中发现了大量越窑瓷器，有的多达几十万件。可以看出，吴越国为维持政府运转而开展的经贸活动严重依赖海上贸易，贸易商品以青瓷为主，最重要的港口是明州港。在姚江码头、东门口码头、何仪路、东门口罗城、石博塔寺、朝鲜驻宁波大使馆等地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五代至北宋初期的越窑瓷器。
学术界讨论早期海上贸易时，通常关注长沙窑。长沙窑瓷器的出口主要在9世纪中叶，主要出口路线是扬州港。越窑，在10世纪，成为绝对的出口商品。由于扬州港属于南唐，战争造成了五代“江淮不通”，出口越窑瓷器的港口只能是明州港。研究认为，以南海至印度洋地区贸易体系的远端市场为例，在西印度洋地区发现的长沙窑瓷器古遗址有11处，最远到达东非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多发现1-30件，在出土数量最多的伊拉克希拉夫遗址中发现230多件。10世纪，发现越窑瓷器遗址37处，最远到达非洲南部的马达加斯加和科摩罗群岛。大部分发现于5 ~ 50件，埃及福斯泰特遗址出土940余件。无论遗址数量还是每个遗址发现的碎片数量，越窑。
都成倍地超过了9世纪的长沙窑。 第四，东钱湖窑业是明州城的重要腹地。
从经济学视角来看，中国古代帝国时期较为重要的变革，出现在唐宋之际。最重要的变化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形成商业、手工业中心城市与周边腹地相结合的城市经济体系。考古发掘资料和文献都证明，从9世纪末期才真正崛起的位于三江口的明州，在10世纪时成为了海上贸易中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这样的中心城市必须有广大的腹地来支撑。东钱湖地区在10世纪迅速崛起的制瓷业与明州城兴起的时间十分一致，表明制瓷业就是依托于中心城市发展起来的，专门为一个港口城市提供外销产品，构成了城市的腹地。城市与腹地的兴衰相辅相成，互为因果。考古工作所得出的明州城和明州窑的发展、繁荣时期高度一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唐末到北宋时期发展起来的典型的城市经济体系案例。
本书在细致对比以后，认为海外发现的越窑青瓷中，有相当部分可以确认是东钱湖地区的产品。10世纪到11世纪中叶，瓷器外销规模扩大，经济的强大也主导了文化交流的地位。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对外产生影响的高峰时期。西亚、中东地区此时生产的锡釉陶中，可以看到许多越窑的文化因素。北宋前期浙东地区经济的繁荣发展，不仅扩大了与域外交往的规模，也带去了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对域外产生广泛影响，融入人类文明多元化和早期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许是自此开始。
（作者：秦大树，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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