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意精神：徐渭的文化自觉与笔墨语言
时间：2021-07-27 来源： 作者：亚星艺术网 点击次数：
天津博物馆藏徐伟《鱼蟹图册》
文房先生说：“中国人不把复古看作是历史的倒退，而是一种能够不断恢复艺术生命力和真理的革命运动。在断断续续的历史中审视上一代的大师，如果后来的画家成功地与他们相遇，即与那些模特实现精神上的融合，那么在下一代的历史中，他就能与模特并肩而立，而不仅仅是模仿者。”
五百年后，我们再次提出徐渭和“青藤画派”，意味着进一步扎根传统，回归中国画本身的文化结构和水墨语言。在中国艺术发展处于开放语境的今天，“写意精神”的提出，是对传统的反思，是对文人画的重新认识，是对笔墨精神的回归。如何实现传统语言的当代转型，有利于艺术创作的语言意蕴，有助于前沿艺术理论的研究和建构。
在中国美术史的范畴中，除了徐渭的本体研究之外，徐渭研究的关键词大多是从“文人画”、“大写意”、“花鸟画”、“题跋诗”、“本色论”等角度出发，阐述他在明末仿古思潮盛行的时代独树一帜，继承了阮英之前及之后的八怪， 其中造就了晚明水墨画“大写意”的徐渭的大胆创新和豪放的人格魅力，以及他本我与真我的艺术主张，对清代乃至今天的文人画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学者们常把徐渭与“陈淳”、“吴昌硕”、“齐白石”、“梵高”相提并论。郑板桥十分敬仰徐渭，并刻有“青藤下走狗”的印章。白石老人有句话：“青藤、雪树、大涤子的画，横画竖画都可以，但他们极其服气，恨300年前不为君王磨墨、分纸。”。石涛有诗云：首，是人间瑰宝。王惠将清腾列为被艺术敬仰的前代四大宗师，并刻章曰：“意在丹秋、黄鹤、白石、清腾之间”。许巍的个性显露，情绪张扬，靠才华庆祝生日。虽然这些成就让他“才华横溢、感情丰富”，但也注定了他的“命运”。出身低微的他，一生对名气不感兴趣，也没有财力支撑经济。他在中国被称为“梵高”，晚年靠画笔生活。许巍《题墨葡萄诗》总结了自己晚年的孤独：“过了半辈子，已经成年了，独立的学习晚上吵吵闹闹。笔底珍珠无处可卖，扔野藤也闲。”
中国文人画的孕育期在东晋，而理论和实践都诞生于北宋神宗时代。“文人画”兴起后，对绘画的评价标准发展为“尊意”、“似与不似”、“不像”。朱云明还说“画物形不难，难的是得意”，这是中国画高度强调写意精神和文化自觉的体现。明朝后期，中国的农业社会诞生并转变为工商业社会。历史进程迅猛，代表新社会阶层的意识形态异端在知识精英中如火如荼。其发展势头与传统势力的冲突，很快就会导致烈士的牺牲。水墨画中花鸟画的出现是历史与个人的必然结合。灿烂苍劲的青藤创造了水墨写意花鸟画。他作品中的愤世嫉俗的反叛既有个体主体的觉醒和社会的对抗，也有世界的宣泄和生命的挣扎。笔墨的丰富、轻盈、干涩、疏密、病态，以及对物象的不羁、有趣的描绘，蕴含着艺术家深厚的文化底蕴、精神气质和精神表达。
徐渭的写意花卉诗、画、书完美结合，无论造型如何，与陈道孚并称“青藤白孙”。他的杂剧《四声猿》也受到汤显祖等人的称赞，在戏曲史上有一席之地。徐渭的书法继承了王羲之和米芾的血脉，形成了壮丽的野草。他认为自己是“书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显隐”是徐渭写意绘画的精神法则。王维提出了诗画的深层内涵。元代，赵孟頫以书法为绘画之道，元四家在写实和表意之间妥协，明四甲和武门也基本上发挥了其余部分。徐渭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将草书融入绘画，注重写意绘画的绽放，采用“泼墨”、“积墨”、“断墨”等手法，体现写意绘画酣畅淋漓的审美意象。在他的诗中，他写道：“如果你不想看起来像一首生存之韵，你可以用五个手指来种你的根。”。画家还注重自然观察，在屋外种植竹子、葡萄等植物进行写生。他们在“形”与“心”之间完全自由选择，真正将“形与意”统一起来，产生革命性的变革意识。徐渭倡导的“青藤画派”理念不断得到认可和延伸。“大写意”中的书写强调书法即绘画，“意”是艺术家精神形象的表达。徐渭“大写意”中的“形与影”，释放了对中国古典美学核心问题的解读，交融了自然精神的高度。
宋元以后，绘画的程式化日益严重。民国以来，中国画的西式“改良”和油画的“写实”成为全新的文学样式。1918年1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中发表了《美术革命——答吕澂》，明确指出“元末倪、黄、文、沈的“学士派”重写意，轻院画、不谙世事，导致中国画走向衰落。”虽然以陈师曾为首的“京派”画家坚持走“古为今用、师法自然”的中国画改良之路，坚持对中国传统绘画的继承和发展，但20世纪初对中国艺术现代化转型的探索却成为了时代的主流。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康有为、陈独秀、蔡元培在文化界掀起了一股“推陈出新”的思潮，呼吁绘画肩负起救国救民的社会责任，将“现实主义”的传统还原到自给自足的民族文化中。徐悲鸿主张用“科学”的手段来扭转国画的弊端。在借鉴和挪用西方现代艺术观念之后，艺术家在新时代转型艺术观念和笔墨语言成为必然选择。中国画经历了外在形式和艺术本体语言的变化。在社会责任和使命的要求下，中华文明的精神传统时有变化。在表现生活、反映现实的现实主义创作中，绘画肩负起了历史的重任，走向了宏大叙事风格的现实主义道路。
xt-indent:2em;">《易传》言：“圣人作易，立象以尽意”，中国文化历来都是“尚意”。中国传统艺术不论是卷轴绘画、石窟艺术、题壁石刻，亦或是民间艺术，有意有境才有诸艺诸术。黄筌富贵徐熙野逸，梁楷减笔赵佶院体其精神内在都是“写意”。欲写意必要有真意，黄宾虹概括宋画之精神提出“浑厚华滋”作为最高范式，他认为舍笔墨则无以言中国画。他将“浑厚华滋”与“艺术救国”“文以致治”的民族情怀相连，是弘扬民族精神之必须。20世纪30年代末，抗战全面爆发，“建设西北”、“开发西北”热潮中，艺术家们向传统回望，走出书斋，南下西行，走向田野。以常书鸿、董希文、潘絜兹为代表的西行美术家们走向以敦煌为中心的西部地区游历、考察、写生，他们汲取石窟艺术、民间艺术养分确立“民族风范”。新中国成立后，以李震坚、方增先、周昌谷为代表的写意人物画在传统笔墨艺术如何配合政治宣传，紧密结合现实生活做了开拓性的贡献，在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中启示并推动“中国画现代化”的文化自觉，中国画从题材到技法，风格到样式，“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极大影响下，“写实”绘画有效激励民族斗志，反映社会现实，成为创作主流并出了一批批精品力作。中国绘画推崇的“真”与“真实”有本质区别，“真”是艺术本质的体现与物象的再造。“写意”是心性传达之本质，意在笔先，达其真形。笔墨当随时代，“当代性”意味着对时代的真切实感，写真物象，写真感情，而非简单的笔墨与图式。中国画在继承与创新的过程中也存在写意笔墨的不断弱化，写意情感的不断减弱，对技巧的关注多于对意蕴的深究，强调外在形式缺乏审美意象，追求物象特质缺乏笔墨底蕴。“写意精神”一定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撑与坚守有关，与文化厚度、精神高度、情感深度的对接。今天，我们以徐渭为引子重提中国画的“写意精神”，就是要回到中国绘画艺术精神的本源，反思如何在当代构建中国画现代性的叙事模式，建立中国文化特性和身份的视觉图像。鼓励画家们向中国美术的历史投入深刻的关注并实现文脉传薪，实现传统文化的当代转换与创新，对富有中国气派的写意绘画发展推波助澜，进一步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普世影响。中国写意画的发展是离不开中国的民族文化精神与人文底蕴，更加离不开中国传统绘画笔墨、线条的根基，在世界艺术多元并存的局面中，明确自己的文化态度和立场，强化民族根基，强化中国艺术精神的追求。
冯丽娟（河西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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