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于有用之人的不同之用
时间：2021-04-30 来源： 作者：亚星艺术网 点击次数：
有人问：书法有什么用？我一时语塞，只好讲个故事。故事来自《虞龢论书表》，大意是：王羲之去一个学生家做客，对方招待他好吃的。王羲之投桃报李，还书以表谢意。环顾四周，一张山毛榉纸条上写满了字。门生喝了酒，送王羲之回家，却发现困惑不解，视其为眼中钉的父亲，擦掉了上面的“草是陪伴”字样。这位门生被惊呆了好几天，因为他失去了原来的王耔.
推理一直是历史的短板，但讲故事是时间的力量。至于故事，我们会怀疑是真是假，这是学习的前提。有时候故事要当做故事来听，可能有利于澄清真相：对于不知道书法是为了什么的人来说，用一种可以换钱的方式是最直接的，不然真的很费劲。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不需要解释，包括学习：有人视之为粪土，有人得不到。对有用的人有用，对没用的人没用，而这个“某人”指的是不同的人，这个“有用”也有不同的用途。
就书香门第而言，书法是学问的高贵标志。郑珏《衍极》中，有一个三国时期游成为大书法家过程中的小机缘：他说他“在魏生日那天看到了书法”，但反正魏生日并没有给他，直到魏生日去世，执着的钟游毫不犹豫地挖了魏生日的墓偷走了。钟佑马上学会了书本。西晋末年，王羲之的叔父王导渡河避乱，怀中的《宣示表》是钟佑写的。此外，王羲之的叔叔王琨用同样的方法小心翼翼地把索靖《七月二十六日帖》折成四折，缝在衣服的夹层里向南。
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字和它所承载的文化符号一定是有用的，而且是超越简单使用的。不然谁会在生命有危险的时候保护那几页信件和手稿呢？在当时，这些皱巴巴的“碎纸”对高门来说具有形而上的意义：它们是乱世中华文化族群的寄托和尊严，是他们想起故国时的情感维护和悼念。而一旦世界稳定，这种文本及其衍生的文化核心将成为其确立的权威，甚至是为高尚的招牌。他们不满足于嫉妒，被谦逊所接纳，被竞争所团结，这就更奇妙了。就像宇易看着后生绕过他去学王羲之的法语，他说“重野比目鱼，轻鸡”，但他的话掩饰不了他那满满的“羡慕嫉妒恨”。再有就是王羲之的同辈谢安，他用“把已献的书拆分成校报”的手法，冒充长辈和“书圈领袖”的身份。这种看似平静的待遇并不低。
对于擅长书法的人来说，书法是道良生存的手段和方式。在书法史上，一般起主导作用的是时尚，大多来自上层士大夫，如曹魏洛阳新书风、崔南北朝谢等。这也是为什么《后浪》要折腾着拿自己的作品，要求每一个有书法和书法背景的人，为自己的东西写一篇序言，说一句好话，也就是找一个融入时间线和空间圈的位置，而一旦他身居高位，门户就成了新一轮的感觉。
黄庭坚年轻的时候，有一个书法家，名叫谢迁。虽然他背后的头衔没有黄庭坚响亮，但谢迁生长在诗与礼的家庭，是一个说话颇有分量的人。他指出，黄庭坚笔下的人物之所以庸俗，是因为他没有看过怀素的原著。这种观点有一种优越感，因风风雨雨而自信满满的黄庭坚，被谢迁贬得体无完肤。他那么在乎谢迁的评价，一生都在为“脱俗”而奋斗。相比于自我表露的脱俗自由，他更像是一个反抗脱俗的范畴。直到黄庭坚向时嘉怀素借了原本的《自叙帖》，才重拾对草书的信心，甚至说自己高人一等于怀s
王宝是东晋王家的后裔。他是清华人，有学习天赋。他的曾孙王向武则天赠送了王的28人书法，后来根据王宝带到北周的原书法刻成《万岁通天帖》。王宝在北周处于绝对强势的地位。但有意思的是，碑刻之间的辛苦让王宝忿忿不平：“如果我不认识书，就不会有今天的恶”？可能现在听起来像是矫情的——，是大家都很敬佩的荣誉。与王宝相反，北周书法家赵文深后来写了一张书单。王宝经常推给这个人，不知道其深意的人会赞王宝出柜。但这只是高门与韩石在书法功用立场上的不同表现：比如王宝，只是通过他的书迹来展示他优秀的家世和个人才华的一种手段，他以“笔学之战”为耻。相反，和赵文申一样，书法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和生存手段，他们被任用深得重视和荣耀。所以宫殿楼阁遍布赵文深的书迹，流传至今。虽然颜之推也提出了“没有共同的事业就没有共同的事业”，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思考，是不是道的不同，才使得世间的人各得其所。
对新商家来说，书法是荣誉和利益的间接载体。据史料记载，唐代弘文馆和稷下学宫都有专职的“拓书师”。根据不同的解读层次和价值，将原本的摹本延展和石刻交给远近官员，以示宠爱。据说颜真卿也拿到了一本。无论文化话语权是如何获得的，其目的地都逃不过展示、获利或炫耀。比如东晋最富有的藏家桓温的儿子桓玄，就有一个爱好，就是向人展示书法作品。鱼雨《论书表》和张彦远《法书要录》都有：的记录，“桓玄酷爱书法，每次聚会，都要向宾客展示他的书法。”他一旦有了好东西，怎么忍住？所以要寻求表达的出口，从接受者的角度很容易理解为“炫富”。如果说“萧艺赚了兰亭”是真的，那就算是修行很深的和尚也逃不出这个怪圈：他有《兰亭序》的原创作品，也没有人提到他不太可能主动炫耀，但是他抵挡不住某人的“搔首弄姿”，于是忍不住说了出来，“心理学家”萧艺赢了他的手。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详细记录了唐代书法的起源。这时候，人们眼中的名画书法，也就是厚货的官衔，难免贪得无厌。有无数人供奉和搜求，供奉书画，供奉官员。窦勇直言不讳地说，有一个叫鱼目的古书画商人在肃宗时利用了这一危险。因征收古迹，其中“若强封石泉太子王家，数日还书，改名(详)”。“强圈地”二字就是明证，里面全是舍不得的剧。通过这种方式崇拜官员的鱼目
，想必也忌讳自己的这段“黑历史”，后改名为穆祥。提到官至太子少师的张彦远，其实他祖上出自“三相张家”，恩荣一时，家中经籍字画甚至等于秘府，也因此他的传世名作《法书要录》与《历代名画记》多取资于家藏，自然不过。 于山间隐士而言，书法是于世俗中自适的人生蕴藉。三国时期，钟繇与胡昭并师于刘德昇，胡肥而钟瘦。司马懿的幕僚、写过《三国志》的陈寿说胡昭“阖门守静，不营当世”。的确，他辞谢袁绍任命，不请曹操礼召，隐去了——去种地、去自适、去当名士。当然，他即便隐去，但在短时间段里也有足够的名声余响保全乡里，使得三路兵将在其居住的地界止戈为武，甘心绕道而去——让人的确心生敬畏与佩服。可笔者还是会惋惜，他那豪放潇洒的书法呢？“钟胡”“钟胡”叫了不少年，虽说二者书法在距离曹魏不远的西晋，也都被秘书监荀勖作为官方学校书法范本，但到东晋时期，胡昭的书迹便没有了消息。相反，当时来看瘦瘦的、小巧的、认真的、恭敬的钟繇，却以神品之位，主导得后世书法家团团转。
当然，隐世者还有东汉三国魏晋之梁鹄、北宋时期的林逋，以及元代之倪瓒，也有如赵文敏、董其昌等思想上的隐逸书风，并不见得就身为隐士，且这种情况占绝大多数。确实早已不知胡昭的后世如何了，但却能得知钟繇的儿子钟会被杀了。梁鸿需要个归隐山林用的烧火做饭且不惹事的丑妻，而你恰恰正好是罢了……让人不禁感叹：何为彰与显，何为隐与默；何为居高声自远，又何为非是藉秋风；不知是死在朝堂上舒坦，还是死在沙滩上惬意；不知是默默者存，还是因为默默而不知其存与不存。但话说回来，这些个生前身后名，对于当事人来说，后世或许没什么相干——不过是每人一个活法，自适而已。
刘义庆《世说新语》的书名——此书原名《世说》，因汉代刘向曾著《世说》，后人为将二书相别，故命南朝这本为《世说新书》，大约宋代以后改称今名。萧子云还有一本书叫做《东宫新记》，电视剧里也有《新白娘子传奇》已经老得恍若隔世——新语不新，旧语不旧，没有一个故事就只是故事，也没有一个故事发生过就再也不会发生。当下参与其中的人，依然承袭延续着精神层面和行事治学的气场等级。所以，关于书法的尊严和内心的笃定，依然有人愿意付出许多心力，去寻求书写的层次与高下的真理，从而获取进学的阶段动力，自渡而渡人。若明了书法原来存在过的价值，似乎对当下的书写范畴不那么纯粹性狭隘，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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