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望：佩公刀代笔，赖以立战功

时间：2021-04-19  来源：  作者：亚星艺术网  点击次数：

【大家同心同行】

　　张望（1916—1992），祖籍广东大埔，生于广东潮安，曾用名致平、克之、张抨，著名版画家、美术教育家、文艺理论家。1934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是“MK木刻研究会”的发起者和负责人之一，左翼美术家联盟成员。曾在重庆 《新华日报》 、育才学校、延安鲁艺、华北联大、东北鲁艺、鲁迅美术学院工作。曾任辽宁省文联副主席、鲁迅美术学院院长。编撰有 《鲁迅论美术》 《新美术评论集》 《张望美术文集》 《张望集》 等。

亲聆鲁迅教导：

艺术与革命意识的萌芽

王璋1916年出生于广东潮安。1924年，他的父亲张景成和他在大埔的老乡们成立了“大埔旅游汕头协会”，然后计划建造大埔会馆。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以周恩来、贺龙、叶挺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军南下广东东部潮汕地区，起义军总指挥部设在大埔会馆。当时王璋虽小，但印象深刻，对国家的存亡和民族的兴亡有着朦胧的感性认识。

王璋对艺术的兴趣始于孩提时代。民间画家的熏陶和指导，以及在私人画室学习西画的经历，开启了他的艺术之路。1931年夏天，15岁的王璋怀着极大的热情从南海来到上海美术学院西画系。那是民族危机恶化，抗日篝火四处蔓延的时候。环顾四周，深深感受到了国家毁灭的痛苦和灭亡的悲哀。出于对现实的失望，对萧条的莫莫旧艺术教育的质疑，以及“进步的革命力量”和地下党的启蒙教育，王璋逐渐获得了反抗压迫的勇气和信念。

这时，鲁迅发起的左翼艺术运动兴起。由于制作木刻版画的工具简单，黑白分明，充满力量和革命，左翼艺术运动在艺术创作上逐渐将重心转移到木刻版画上。鲁迅在《新俄画选》的《小引》中写道：“在革命的时候，版画是应用最广泛的，虽然极其仓促，但瞬间就能完成。”1931年8月，鲁迅创办木刻坊，大力培养和支持青年艺术家学习版画，希望培养出一批能唤起人们觉醒，成为“带路的预见者”的进步艺术家。这深深影响了王璋的人生观和艺术道路。此后，王璋专攻木刻，并亲自聆听鲁迅的教诲，为后来的艺术生活和革命生活定下了基调。

王璋曾写过一篇文章，回忆他与鲁迅的交往：“我第一次见到鲁迅是在1931年。记得我们在内山书店多次见面时，王先生总是表现出极大的关心，经常给我们介绍名画，尤其是名家的素描、速写、木刻。有一次，王先生打开了一份《世界美术全集》。他喜欢戈雅和杜米埃的画，并称赞凯尔科尔维茨的作品。他曾经指着麦克斯裴休泰因的木刻《运动》说：‘别看这幅画，但它的刀法单调，但黑白对比强烈而简洁，不容易做到，尤其是运动员的姿势是多么生动……但你目前学不到这种方法。没有良好的素描基础，很难达到这种效果。新手不要表现复杂的场景，要选择比较简单的构图，甚至静物也很优秀。" "

“又一次，我和陈铁庚同志去内山书店买木刻刀，但是那七盒卖完了，只剩下一把三包的刀，上面写着‘小学生用’，我们不要。这时，鲁迅先生碰巧来了，他建议我们暂时使用它，而不是等待。他笑着说：‘有什么就玩什么。“冷不好，”我们还没来得及说话，他就说：‘借用小学生的工具，绝不会代表作品幼稚……’这时，他从柜子里拿出一块口香糖板，推荐给我们试用。当然，我们也试过。一些石版画后来被纳入《木刻纪程》。”(看着《一段回忆》)

从1932年到1934年，王璋因出版大量反映底层人民疾苦、控诉当权者渎职的木刻作品而逐渐出名。这些作品不仅表达了有抱负的青少年在祖国危难之际的激情，也包含了他们内心的觉醒和超越年龄的非凡勇气。虽然是艺术生涯的开始，技术还不完善，但已经开始显示出它的锋芒。1933年，只有17岁的王璋创作了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负伤的头》。刀法粗糙简单，描绘了一个头上缠着绷带的受伤工人。仇恨的目光表现出冷静和坚毅，悲愤的力量和勇往直前的勇气跃然纸上，为中国现代新兴的木刻运动留下了感人至深的经典形象。《负伤的头》获得了鲁迅的敬仰和推崇，与《出路》 《丐》一起被列入鲁迅主编的标志性绘画集《猪》。鲁迅在1934年6月20日写给陈延桥的信中说：“MK社本来想出一部选集，稿子在我这里.志平的《木刻纪程》(编者按，就是看看四周)最好，比去年的《负伤的头》好多了，想打印进去……”在1935年3月13日致陈延乔的信中，还提到连外国评论家也看好王璋的作品：“去年，我给苏联艺术评论家保罗莱廷格送了一份《出路》，请他批评，年底得到了答复.有几个有前途的，就是：青镇、白涛、吴城(他特别指出《木刻纪程》和《窗》)、志平(特别指定《风景》)。”(《负伤的头》，第13卷)1934年，鲁迅又选了另外两个木刻作品《鲁迅全集》和《中国的统治人物》参加在巴黎和莫斯科举行的“革命中国新艺术展”。同时《贫病中》和《路》被鲁迅推荐10月出版，《浪》被茅盾编辑的《文学》推荐出版。鲁迅对王璋和木刻青年的帮助和教导是非常实际和真诚的，是积极的鼓励和批评。在创作《太阳升起来了》的过程中，王璋曾用一张速写的木板向鲁迅请教。张先生委婉地劝道：“意思是好的，但一旦发表就会吃亏，要含蓄，不要太漫画化。写实木刻不要随便用漫画。怎么可能夸张？”(王璋《中国的一日》)一

　　1932年9月，张望与钟步清、陈铁耕、周金海、金逢孙、陈普之等几位同窗一起创立了“MK木刻研究会”，这是一个在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直接领导下的革命艺术团体。在鲁迅的关怀和指导下，“MK木刻研究会”以刻刀为武器，坚持现实主义的艺术方向，倾诉人民的疾苦，揭露侵略者的血腥罪恶，讴歌军民奋勇抗敌的英雄业绩。鲁迅曾多次参加“MK木刻研究会”举办的木刻展览，从出版选集到通信鼓励，从斗争策略上的指点到对骨干成员的尽心保护，无不凝聚着先生的心血与情怀。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持续迫害，“MK木刻研究会”最终无法改变被镇压的命运，至1934年主要成员被捕，被迫停止活动。“当我们一部分人在流亡中，鲁迅先生曾嘱陈烟桥来打听我们的下落，寄言安慰，并索取可能收集的作品。”（张望《忆“MK木刻研究会”》）当张望离沪前与先生辞别时，先生“力劝我从速离开上海为好”。1934年夏，在针对“MK木刻研究会”骨干成员的搜捕中逃过一劫的张望惜别恩师鲁迅，辗转回到汕头。1935年春，张望与陈坚、罗惠清等人创立了“大众木刻会”,编辑出版《回澜木刻》，成为全国性新兴木刻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1936年，为了扩大宣传救亡运动，张望和饶华、张灵夫等人筹备“奴隶剧社”，后改为“潮安话剧社”，公演抗日剧目。1937年，张望积极投身“汕头青年抗敌同志会”的爱国活动，是“青抗会”的发起人和首届理事。在此期间张望创作了《失所》《逃亡的人》《抗战的号角响了》等优秀作品，坚持用刻刀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的正义事业发声呐喊。

红星照耀：

艺术在革命中成长

　　在抗战的战火中，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张望长期以来所崇尚的革命的艺术理念更为坚定，他毅然辞别故里，北上延安，踏上了红星照耀的征途。1938年夏，由时任广州《救亡日报》主编夏衍推荐，张望等五人获得八路军驻粤办事处的介绍信北上延安。他们先由汕头转广州，经长沙，到达武汉时已囊空如洗。不料信阳失守，平汉铁路中断，赴陕北受阻。于是张望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询问是否有取道四川转去延安的机会。此时，一位穿西装的中年人走过来说：“有可能嘛，不过入川路难，还得注意地上和天上呢。”说完就走开了。张望觉得此人气度不凡，问道：“难道是周副主席？”一位女同志微笑点头。（张望《三十九个月的艰险历程》）

　　向往光明、追求真理的信念，催促着张望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脚步。一路上，他躲过日机的轰炸、反动派的迫害，冲破重重险阻，由武汉转沅陵经贵阳，于1939年抵达重庆。在沅陵期间，张望曾任职于田汉主编的《抗战日报》。为了继续北上寻找线索，约好上海左翼美联老同志陈烟桥同往“周公馆”晋谒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50号见到周恩来后，周恩来问：“路上不好走吧？还有敌机轰炸吗？”这立即使张望回忆起在武汉时的匆匆一面，“周副主席的记忆力和洞察力是多么强啊！尽管那次谈话时间不长，却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张望《永远感激敬爱的周总理》）周恩来当即答应张望可以去延安，但须等待机会。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张望先后在育才学校、《新华日报》等党的前哨阵地开展工作。其间创作了《慰问伤员》《爸爸我也打日本鬼子去》等宣传抗战、鼓舞士气的作品。战时的陪都，虽国共合作，但国民党消极抗日，视共产党为心腹之患，屡屡挑起摩擦，制造惨案，剿杀革命者。鉴于形势险恶，周恩来请叶剑英、邓颖超护送包括张望妻子和孩子在内的育才学校一批教师和家属闯出重庆最危险的关卡——青木关，经过种种艰险，先行抵达延安。张望则留在周恩来领导下的《新华日报》继续战斗。

　　1941年初冬，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华日报》立即刊登了周恩来的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第二天，周恩来亲自上街散发报纸，报社很多同事在旁边掩护，张望则负责在朝天门一带发卖。张望在险恶的环境中经受了革命的考验与锤炼，在血与火的战斗生活中激发了艺术灵感，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他白天在报社学习、休息或跑警报，利用晚上的时间创作出《国际青年节》《纪念“七·七”四周年》《打倒法西斯》等一系列深具思想性、更见批判性和生命力的作品。

　　当他为《新华日报》创作的木刻漫画遭到反动派报纸的攻击时，周恩来勉励他：“不理他们，不能因为不合他们的胃口便泄了气，应当努力奋斗。”并且把画拿到《新华》杂志上做了封面，“这是最有力的支持啊！从此我们通宵达旦工作着，越干越有劲！”周恩来的教诲与亲切关怀极大地鼓舞了张望在白色恐怖的重庆继续创作和战斗下去的决心。他时刻牢记周恩来在红岩时的教导：“革命要自觉性，不是邀请来的，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准备，随时都要敢于斗争和准备万一的事。”（张望《三十九个月的艰险历程》）

　　1941年10月，周恩来设便宴为张望等人饯行，并叮嘱道：“你们是有胆识的，延安困难多，但是愉快的。”经过周密的安排，李元庆、舒非、张望、叶洛等艺术工作者突破反动军警特务设置的重重障碍，安全到达革命圣地延安。从南海之滨出发，经过三年多的跋涉，顶着腥风血雨，冲破桎梏，张望投身革命的梦终成现实。

延安洗礼：

艺术与革命的新征程

　　沐浴在解放区阳光下的张望，难掩激动的心情，“抵达延安后的第一个冬天，最感兴趣的，是打开窑洞门一望，漫山遍野披着银装，白雪皑皑，我们头一次穿棉袄。一到午间，丽日苍苍，这是南方见不到的情景。多么心旷神怡啊。”（张望《三十九个月的艰险历程》）初到延安的张望，对黄土高原的宝塔和窑洞感到新鲜，对解放区人民的精神面貌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感到新鲜——与国民党统治区截然不同。虽说张望是左联美术运动的骨干，得到过鲁迅先生的教导和影响，也较早受到共产党的教育，但是，如何真正自觉地深入生活、深入民间，围绕最为平常的生产、生活和战斗进行艺术创作，仍然是他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被分配到鲁艺美术部工作后不久，张望就创作了《桥沟乡民读报组》《1941年的延安》《昔日延安一瞥》等作品，开始了对新题材、新内容与新形式的积极探索。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张望自始至终参加会议。“会议开了三次（五月二日至二十三日），头一次开会时，毛主席与到会同志一一握手，除了熟悉的人之外，他都要问清姓名，在何单位工作，干哪一行的等等。当他问到我时，我自然如实回答，内心无比激动。没想到第二次开会前，他却记住我在‘鲁艺’，并且是搞版画的，对我说：‘你要为党报多刻木刻，我们《解放日报》是需要啊！’他又很风趣地说：‘你们刻一幅木刻就给你一斤肉吃，慰劳慰劳。’热情鼓励创作……主席的话，多少年来我一直牢记在心，形成一股热力，鼓舞着我前进。”（张望《回忆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的往事》）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系统总结了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全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阐述了关于文艺“大众化”的内涵，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为鲁艺指明了艺术创作的道路和方向。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为民族解放战争服务，以及探索大众化、民族化的艺术新范式逐渐成为延安文艺工作者的共识和行动纲领。在“讲话”之后，张望也“从思想上提高了认识，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如何为法的途径”，在艺术手段上开始摆脱模仿“洋木刻”的生硬痕迹，寻求符合人民大众审美心理和欣赏习惯的民族艺术形式，向本土传统版画靠拢。在贫困的靖边县长城区办冬学和体验生活之后所创作的《八路军帮助蒙古族同胞秋收》《儿童团》《歌唱恩人八路军》《延安的选民》（均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等木刻作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平实、素朴、鲜明、有力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传递出真挚强烈的民族精神和充满活力的生命气息，“比之文艺座谈会以前的作品不论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提高”，在艺术探索上实现了升华。1945年10月30日，张望加入中国共产党。延安，成为他艺术与革命征程的新起点。

　　张望在离开延安鲁艺前，曾多次见到周恩来。“有一次从南门外返回桥儿沟‘鲁艺’时，在沿河边忽然遇见穿灰布军装、戴着八角帽子的总理……他问及‘鲁艺’的情况后说：‘你们自己修建画室，很好，你们只有一台钢琴太少了，将来胜利后，给你们修更好的画室，买更多的钢琴嘛。’”（张望《永远感激敬爱的周总理》）

传承鲁艺精神：

时代文艺与生活的礼赞

　　1945年11月，张望随同鲁艺迁移，经张家口、齐齐哈尔、哈尔滨、佳木斯、到沈阳，先后任职于华北联大、东北鲁艺、东北美专和鲁迅美术学院。1946年任教于华北联大期间，张望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画记》《向阳口》《革命教师——吕师傅》等作品；1947年7月，任“鲁艺文工四团”副团长，担负演出、教育、创作的职责；1950年11月，任东北鲁艺抗美援朝文艺工作团团长，率队赴朝鲜慰问演出，开展宣传，鼓舞士气，历时三个月；1951年8月，任东北鲁艺美术部副主任；1952年3月，任东北美专图案系主任；1953年2月，任东北美专教务长；1978年出任鲁迅美术学院院长。

　　从延安走来的张望，深深扎根在东北这片黑土地上，数十年孜孜不倦坚守在美术教育的最前沿，把精力从艺术创作转移到创建美术院校、推动新中国美术教育的工作上。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张望仍坚持创作，主张艺术要紧随时代，他强调“艺术家必须面向生活，面向人民，与人民共脉搏共呼吸，才能创作出富有时代精神、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优秀佳作”（张望《深入生活 教学相长》）。晚年的张望，不顾年迈体弱，以超人的毅力走南闯北，跋山涉水，忘我地进行写生与创作。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始终站在现实的大地上，站在时代的前沿，以现实的、现世的、朴素的艺术信仰，直面生活，传承鲁艺精神，走出了一条为大众服务、为革命服务的文艺道路。1990年，鲁迅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了“张望版画展”，展出了《红梅岭》《杨虎城在茂陵》《鲁迅与藤野先生》《师徒》《张志新》《涵碧楼》《咏井冈山》等104幅木刻版画作品。这些画作饱含创作的激情和对生活的赞美，艺术风格更加明快多变、雄健有力，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多了许多温暖的气息和心灵的叙事，展现了生活与时代精神的多重维度。

　　除了在艺术创作上勇于探索外，张望还具有较高的理论修养，所撰写的美术评论颇丰，出版有《鲁迅论美术》《新美术评论集》《张望美术文集》《张望集》等。

　　1999年，张望后人将其藏书、文稿、书信、刀笔、印章等数百件遗物捐赠给上海鲁迅纪念馆。张望在15岁时成为鲁迅先生的及门弟子，并终生引以为荣。他一生将艺术与革命相融合，是鲁迅艺术思想坚定的践行者。正如关山月先生为张望所题：“佩公刀代笔，赖以立战功。因饮延河水，文风老更雄。”

    （作者：张 船，系鲁迅美术学院副教授）

　　（本版图片由鲁迅美术学院图书馆和鲁迅美术学院版画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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