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木碰撞的历史之声——探寻藏在新兴木刻版画中的精神编码
时间：2021-04-05 来源： 作者：亚星艺术网 点击次数：
【学人谈】
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近代革命的风起云涌，鲁迅倡导的新木刻运动如火如荼。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结束，木刻版画作为新兴艺术媒体的杰出代表，不仅贯穿了整个战争时期，而且在支持抗战、弘扬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作用。同时，凭借强烈的审美语言，成为当时具有巨大召唤、鼓舞和宣传功能的强大战斗堡垒。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新兴的木刻开始向更接近大众审美的方向发展，强调对现实肌理的简单表达，反映了解放区文艺政策激发的蓬勃审美转型。新中国成立前的十几年里，许多经典木刻版画营造了一种启迪民智、凝聚人心的艺术景观，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留下了丰富多彩的一笔。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木刻在中国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它原本是民间流行的，但它的艺术性因其复制线描和水墨画印刷图像的功能而被削弱。一把简单的拳头刀，雕刻工匠严格遵循雕刻工艺，即使能雕刻出精致的线条，印刷出来的画面也缺乏视觉冲击力。中国木刻版画要想独立，仅仅依靠传统的拳术和刀刻显然是不够的。木刻在时代中重生和介入的充要原因，在于它具有大众印刷和传播的实用功能，这是其他画种所不具备的。木刻艺术如果有所提高，可以在兼顾艺术作品的形象魅力的同时，充分发挥其先进的传播属性，占领报刊杂志、华尔街等公共视觉领地。这样，承载着炽烈革命思想的文字虽然无法渗透到大众的理性认知中，但却可以依靠木刻版画“读图、读图”这样的实用功能来传达图像所蕴含的精神密码，以美的感染力渗透到灵魂中，承担起视觉艺术在思想启蒙中的社会责任。
鲁迅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破题”的思维，于是他创办了木刻坊，培养木刻青年，在理念上颠覆了木刻刀法的应用标准，提出了“以笔代刀”、“以刀直行”、“以刀直行”等简洁的创作方法论， 其与源于欧洲的表现主义木刻拉开了距离，形成了一个中国式的、民族化的现代版画艺术词汇。以胡一川创作的木刻《到前线去》为例，画面中大胆清新的布纹是在艺术家坚定专注的状态下，雕刻刀可以有效运用的刻痕。 似乎艺术家根本不考虑技法是否娴熟，或者迫不及待地想提高技艺，于是迫不及待地在胸中表达自己的愤怒，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尽快引起内心的共鸣，号召全民族团结起来抗日。
相比胡一川的率真与真诚，陈妍桥延续了欧洲木刻中光影速写表现对象的传统，甚至可以看出《收获》 《苦战》等作品在形式上与摄影有关。新闻摄影在民国时期已经广泛使用，那么当木雕师们仍然采用用三棱刀雕刻排线的方法，用摄影图像来组织画面的时候，木雕是体现了当下政治的纪实性质还是艺术创意的独特性？对此，李华创作的《怒吼吧！中国》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作者用所有的刀法描绘了一个被蒙住眼睛的年轻人的形象，他被束缚在强大的压迫之下，准备去当奴隶。画面中似乎没有由显著刻痕构成的纹理表现。事实上，这部作品以其戏剧性的张力，在关键时刻成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形象。鲁迅曾经把木刻版画比作斧头，斧头可以砍柴，斧头的锋利指的是木刻的艺术性和灵性。所以刀法是否有效，不仅取决于艺术家个性的发挥，还取决于他能否塑造出强大的主体形象。在这方面，李华的刀法和胡一川有很大的不同。他从传统的雕刻方法中汲取灵感，将正面的雕刻线条加粗、放大，准确地运用到人物艺术处理的解剖结构中。艺术家的刀法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力量和高度理性的雕刻技巧，但他得到的却是一个非常震撼的革命浪漫图式。
可见，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版画传统，依然具有鲜活的艺术生命力。新兴的木雕师可以摒弃死板的机械刀法，但传统版画的素描造型语言决定了人们对艺术作品的接受和欣赏习惯。顾源初到延安时，用光影写生来表现绿纱帐中的民兵形象。当地农民不理解为什么人物脸上有大片“白毛”，这使得顾源开始谦卑地学习年画、窗花等民间艺术形式，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的欧化雕版方法，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木刻民族语言美学在李华基础上的探索。只要稍微关注一下他的代表作品《减租会》 《离婚诉》，就不难感受到从构图到造型的美，也能感受到这是一个深入民间，与民同甘共苦，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真正学术情怀的艺术家所做出的严肃回应。
时至今日，老一辈版画人木刻作品鲜明的时代特征、地域特征和朴素的美感，仍在促使中国历代版画人反思陶与技术的关系。一张木刻版画，如果脱离了主题和内容叙事，哪怕使用复杂多变的切割手法，也只能变成一堆毫无意义的乱涂乱画。版画和艺术理论家王琦提到了《艺海风云——王琦回忆录》年的一件往事，他说有人曾多次试图找出年轻木雕师的作品，并认为一些密码一定藏在那些刻痕里，用来传递信息。当时的木刻作品中隐藏着怎样的精神密码？从相关的社会语境来看，对于新时期版画应具备的观念和技法仍有很大的启示。
（作者：黄洋，系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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