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帖学何以式微？
时间：2021-02-05 来源： 作者：华纳艺术网 点击次数：
目前，学术界对清代书法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碑刻的研究上，而对铁学衰落原因的研究却很有限。现有的成果多注重科举、文字狱、朴素学问等的影响。但观点大多比较笼统，没有充分考虑干嘉时期前后社会条件的差异。另外，清代金石学兴盛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现有的清代金石学研究很少研究金石学繁荣时期的传播和影响，现有的成果也没有明确指出金石学在这一时期仍有很高的影响。
从清代复杂的环境对书法研究的影响的思考中，似乎不容易理清各种复杂的线索。但如果从书法发展的规律出发，反思书法衰落的原因，或许能更准确地把握逻辑。纵观古代书法的高峰时期：魏晋、初唐、北宋、元代、中晚明，根据各个时期的特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一两个既受时代影响又受历史影响的书法家的出现，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风格辐射圈”，导致整个时代书法的发展，如魏晋；二是出现了许多具有极高历史影响的书法家，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现象，如初唐、中晚明；第三，出现了许多具有极高历史影响的书法家，总结出了深刻的理论成果，从而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思潮，如北宋。比较这三类，可以发现，具有极高历史影响力的书法家的出现，显然是特定时期书法繁荣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因为这类书法家的出现，意味着大量经典作品的产生，他们的书法风格、思想理论和审美理想将成为后人的楷模，对历史产生持久的影响。
与清代铁学的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近300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出现过像翁方纲、柳永、梁、这样具有较高历史影响力的书法家。但清代不乏这种划时代的书法家，如乾隆嘉庆年间的邓、清末的何、赵、清末民初的吴昌硕等。这四人应该被列为清代最优秀的书法家。总的来说，四位书法家都是碑学书法家，都是乾隆以后出现的，但乾隆以前没有这样的书法家，不是铁学就是碑学。所以清朝可以以干嘉时期为界单独观察。
首先，在甘家之前，在王铎、傅山、八大山等人死于前朝的书法家之后，文艺立刻就没落了，百余年来都很难找到大家。这种现象可以在时代的土壤中找到。毫无疑问，文艺是渴望创造力的社会生产活动。孙《书谱》指出，书法的本质是“达其情，形其悲，乐其乐”。古典书法作品往往充满了书法家真挚深刻的情感体验，如有君《兰亭序》、鲁公《祭侄稿》、东坡《寒食帖》等。创作这种深情的经典作品有两个前提。第一，书法家有丰富的情感世界，获得超出常人的情感体验。这种获得一方面取决于书法家的先天禀赋和生活经验，另一方面取决于书法家对生活经验的理解和确认，即主观意识的培养和表现。前者具有明显的偶然性，后者突出主观能动性；第二，书法家的内心感受可以不受限制或较少限制地表达出来，体现在言论自由上。因此，以书法家主观意识和言论自由的培养和发挥作为这个时代的标准，我们可以找到几个关键因素：科举制度、文字狱、皇帝偏好和“实证”学风。科举制度导致了科举文体的出现，文字狱限制了文人书法家的表达权利。历代帝王都喜欢把研究对象集中在赵、董身上，而“实证”的学术氛围则激发了知识分子的严谨求实。显然，这些因素对主体意识和表达权的丧失产生了统一的引导，这种表达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是极其深刻的。
清朝初期，统治者从汉人手中夺取政权，但基础仍不稳固。“正统”、“夷夏之辩”等儒家思想迫使学者和知识分子对清政府充满敌意。这时，清统治者迫切需要大量的儒生来发挥建设的力量。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对汉族知识分子极为敏感。正是在这种矛盾下，科举制度在清朝得到了发展，达到了历史的巅峰。考试内容“选四书《易》 《书》 《诗》 《春秋》 《礼记》五经”，而文体采用“八股文”的形式，不仅极大地限制了考生作文的选题和内容，而且以文章的形式有一套规范严谨的程序，这无疑极大地限制了考生作文中思想的表达，历史学家也有不少
除了八股文，科举风更直接的体现了科举对书法的影响。因为官方对试卷的文字有严格的要求，往往可以决定最终的成绩。所以参加科举考试，必须经过严格的书法训练，也就是亭的训练。无需赘述科举的特点和弊端，无疑进一步加深了科举对读者思想的禁锢。可见，清代科举制度是统治者选拔人才的一种制度手段，但由于其对知识分子文化知识的相当程度的引导和引导，科举制度最终成为清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枷锁。
除了科举，统治者还进行文字狱。在史书记载中，康、雍、甘三代文字狱多达108起，造成文人“不与人以手书交流，废稿纸必烧”，成为康、雍、甘三代的普遍现象。在人人危在旦夕的时代氛围下，“学者渐渐不愿意保护自己，学术上有所忌讳的人也不敢互相讲课”。此外，皇帝的喜好也极大地影响了书法家学习书法的取向。康熙皇帝崇拜“舒冬”，乾隆皇帝致力于“赵书”，使它们流行了一百多年，而且很难再流行起来
蔽主体为宗旨，运用理性的思维，冷静客观地对材料进行分析考证，这种求证求实的理性思维与艺术创作所倚重的感性思维在一定程度上是相抵牾的。总言之，在乾嘉之前的百余年间，包括书法家在内的知识分子，在主体意识的形成和表达上受到的阻碍是极为明显和深刻的。 进入乾嘉时期，首先应关注到几个现象：学术上“乾嘉学派”的学者戴震极力批判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之论，宣扬人欲的合理性；文学方面，吴敬梓的《儒林外史》 、曹雪芹的《红楼梦》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李汝珍的《镜花缘》无一不是表达了一种对封建礼教、扼禁人欲的控诉；商业方面， “弃儒就贾”“弃儒经商”的现象层出不穷，一种热衷“治生”的潮流与传统的“重本抑末”相逆行；书画方面， “扬州八怪”尚新、尚奇的艺术追求在江南一带风靡一时。综合以上诸方面来看，虽然此时的文字狱仍出不断、科举制度影响持续加深，究其深层，由于康、雍、乾三朝的“盛世”局面，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加之明末萌芽的资本主义得以复苏，早期具有启蒙性质的人文思潮得以持续展开，相比于清朝初期，这显然是长期稳定和平、社会财富不断积累所致。
这种影响必然也会渗透到书法艺术领域，除了“扬州八怪” ，如上述所言，最为重要的是一位划时代级书法家的出现——邓石如，随后更有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等人，皆为一时代之巨匠。然而有趣的是，这些书法家毫无例外都是碑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虽然其早年也不乏学习帖学的经历，然至中年都统一转向对碑学的深入探索。这种现象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应该将视角转回清初来分析。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范式”理论。所谓建立一种“范式”需具备两个特点：这些理论的成就“足以空前地把一批坚定的拥护者吸引过来，使他们不再去进行科学活动中各种形式的竞争。同时，这种成就又足以毫无限制地为一批重新组合起来的科学工作者留下各种有待解决的工作”。明末清初，由于汉人知识分子对知识系统的重新反思，加之清代统治者实施文化钳制的政策，兴起了经学考证的思潮，推动了清代朴学的发越，一种新的“范式”得以建立，清初学者黄宗羲更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口号，成为这种“范式”的代表人物。朴学的影响进而扩大到考据学、金石学，进而带动了书法“碑学”的兴起，碑学遂也成为书法的一种新“范式”。根据“范式”的特点，碑学将成为清代的书法主流，吸收大量的书法家参与到这个体系的实践和推进当中，尤其是主体意识强烈、情感体验丰富的书法家，新事物、新知识对于他们具有更加强烈的吸引力，他们异于常人的气质禀赋、超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缜密的逻辑思维都指引着他们走向时代的前沿，积极吸收和创造新事物，在这种主客观的联合作用下，帖学阵营也就失去了发展的核心动力，乾嘉时期之后愈发走向衰微已是不可避免。
当然，导致清代帖学衰落还存有其他的因素，如康有为等人提及的刻帖反复传刻致使原迹精神丢失的原因，但本质的根源仍是由于明清鼎革时代引发的社会、制度、学术、思想等诸方面的转变，进而一步步地影响和改变了帖学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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