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07-12 来源： 作者：华纳艺术网 点击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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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 20世纪90年代是精英化的个人主义在中国泛滥的时期，其泛滥的程度已经放大到所有公共领域。这种“个人主义”很复杂，既有国民性，又有帝王性，而后者的味道更强。这种个人主义经常假冒国家主义干预他人的生活。艺术家的“个人主义”一旦与某个城市主管者的“个人主义”合拍就会占据当地的大众广场或城市的其他公共空间。蔡国强说：当代艺术可以乱搞。不过，观众不许乱搞(“乱看”、“乱问”)，只许崇拜。平民的个人主义已被体制和精英抑制到最低限度。大众在被精英呵斥之后还得做追星崇拜状。追星崇拜状随后又被精英们呵斥，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艺术界是徘徊于主流和边缘之间的名利场。一夜之间暴富的神话在经济界越来越难以成活，但在艺术界则是“东方不败”、别有洞天。现实的示范性具有无穷无尽的行动的诱惑力。诱惑所扫荡的人群不限于艺术家，还包括批评家、策划人、经纪人和收藏家。 艺术家的成功的路数非常耐人寻味。在中国是“地下艺术”，到了西方就是“地上艺术”。再由“地上艺术”变成“民族艺术”或“国家艺术”，以及“全人类的艺术”。为此可以有如下概括：先边缘，再主流，主流之后，于是变成国内的边缘、国际的主流，或者是国际的边缘、国内的主流。“地下艺术”差不多是少数艺术家的“终南捷径”。 西方大牌策划人的傲慢脸色是中国部分艺术家的“希望风景线”。西方公牛和中国母牛的爱情与绝情故事依旧在上演。得势的母牛高唱“全球化”的赞歌;失宠的母牛高举反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战旗，加入到现成的文化行列里;无论此前唱过赞歌还是举过战旗，当另一批西方艺术策划人到来时，还是要排在朝见“先知”的长长的队伍里，这在北京艺术圈被戏称为“看病”;当邀请信寄来时，天之骄子或反帝战士都会兴高采烈的奔向西方，这在北京艺术圈被戏称为“唱堂会”。中国艺术在国际艺术大展上被认为是“西方宴席上的一道中国春卷”，享用的是西方人，制作的却实实在在是中国人自己。这是由供求关系而组成的相对稳定的职业生产线。中国是欧美普通“物资消费品”和“精神消费品”的产地之一。 批判话语权力的理论家逐渐认识到话语权力的现实魅力而牢牢控制(mei)体的话语权力。20世纪80年代的精神鼓动已经让位给了90年代以来的现实策划与操作。批评已经腐烂。一切大型艺术展览的学术合法性都成了问题。学术只是一个名义，成了奶水被无数滥俗的展览吸干的半老徐娘。评审制度与评委身份的合法化危机，不仅存在于官方美术大展(比如，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全国美展)中，也广泛地存在于民间操办的美术大展中。当美术媒体抨击北京的中国美术馆为了营利而出租展场和出售行画时，美术媒体也在大幅度地出售版面，批评家也在无耻地吹捧那些名实不符的“艺术家”。艺术产业只不过是不同利益集团的“经济共同体”。 从90年代初一路数过来，在各种非官方的艺术大展之后，浪漫的艺术投资人纷纷堕马。一些不负责任的策划人和艺评家在无情地破坏当代艺术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用金钱神话误导无知而又心动的艺术赞助人，畸形的操作接连不断，好像要把中生代恐龙的命运降临到有限的艺术赞助人的头上。大有斩尽杀绝之势。我相信，那些无知而又心动的艺术赞助人在英勇就义的时刻，一定会喊出“千万不要相信策划人”的临终遗言。赞助人前赴后继，策划人喜新厌旧。 现在是东方挑战西方、精英批判大众、资产者鄙视无产者的时代。这份中国当代艺术地图变化的受制因素虽说很复杂，但描画的结果却出自中国人自己的集体大手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