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考古如何见证长安历史——读《从长安到日本：都城空间与文学考古》
时间：2020-10-10 来源： 作者：亚星艺术网 点击次数：
在拜占庭、阿拉伯、粟特文学中，大唐的都城长安被称为“库姆丹”，可能是这一帝都在欧亚享有盛誉的独特地位的体现。而且，长安其实是世界帝国大唐王朝的缩影和象征。现代研究者借助多元化的史书、考古资料和出土文献，力图还原长安的历史全貌，不断推动长安研究的蓬勃发展。但近年来，另一种以长安形象为中心的“文学考古”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长安研究将向更广更深的领域推进。
郭的新书《从长安到日本：都城空间与文学考古》关注了古代日本“汉”、“和”文献中长安城市景观的演变，跳出长安本身，冲入域外文本。对于真实长安的书写，应该说是长安文学和考古的目标。本书的核心主题是将唐朝灭亡前后日本文学文本中的“真实的长安”与“意象的长安”进行奇妙的对比，并在“东亚资本时代”日本长安城真实空间的重新雕琢、变异和折射的历史背景下付诸实践。
具体来说，这部作品的前三章虽然针对三种“汉”文学，但其所反映的历史内容却发生了变化：《怀风藻》年长安的缺席，说明建立了法制的日本，很难把长安作为八世纪唐朝“国家政权和皇帝威严的都城”作为赞美的对象；“三集”(《凌云集》 《文华秀丽集》 《经国集》)基本不涉及唐朝长安城，只是在汉朝长安偷偷出现过几次，暗含日本文人面对强大的唐朝帝国时“脆弱的民族国家的话语表达”；《本朝无题诗》年，有大量的诗歌提到长安，但实际上没有一首提到它。而是用“长安”来写现实中的平安北京。通过两个首都名称的重合和植入中国典故，日本首都平安北京被描述为包括北京西部的长安和唐帝国东部首都洛阳的伟大存在。
最后四章以多元化的方式介绍了几部“和谐”文学的虚构作品，试图寻找长安形象的变化和客观历史所投射的另一个现实。任原的旅行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录了他从开城五年(840年)到会昌五年(845年)在长安生活的四年零十个月。虽然日记体所表现的情感描写和“不可靠”的叙事与灭佛后半期僧人的全部日记有很大的不同，但它仍然是一个力求直抒胸臆、忠于历史见证人()《今昔物语集》的文本，是朝廷统治时期“辞书”与“绘画”的结合体，既有意象，又有文学史料，描写了派去长安迎接唐人挑战的冒险传说。长安的海滨风光和唐人的滑稽描写，反映了平安末年日本人对长安的基本认识和想象。从平安末年到镰仓初年，《吉备大臣入唐绘卷》以空海的生活为题材，对入唐的描写使唐代长安城的seiryuki成为空海教密教的象征，虽被日本信济会神圣化，但与真实的seiryuki相去甚远。《弘法大师行状绘》是镰仓初年唐使节故事语言的代表作，它不仅糅合了《仙界》等浪漫的唐乌托邦，而且以汉长安为术语，详细描写了唐都长安城的宫殿、关隘、城市和郊区。这一时期的想象基础大多来自白居易的诗和《松浦宫物语》，而不是非正统的地方志。很显然，花不是花，雾不是雾，而“何”文学中的长安不是唐长安的画像，而是文学想象、历史意识和现实感的混合体。
知识的密度，探索的深度，视野的广度是显而易见的。关键是，唐都的长安作为城市本身的客观现实，不再是研究的对象，而是从奈良、平安时期到镰仓时代早期，研究的对象转向了日本人对长安的“忽视”或“想象”，在此期间，真正的长安在10世纪初随着帝国的崩溃而被摧毁和废弃。所以这个研究就像是在日本人真实的长安之旅和长安梦的呓语之间寻找长安的痕迹，让人联想到诺兰经典电影《文选》中“爱爱爱”的多层穿越。
隋唐长安周边史学界开展的多学科研究，可以称之为“长安学”(虽然并非所有学者都认同这一概念)。如果把它的历史、考古学、民俗学、地理学、宗教学、艺术学作为“中心”领域，恐怕长安书写作为一种域外的思想史、文学史，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算是一个“边缘”领域。但是，正如梅严所说，学术上没有“中心”或“边缘”，许多学术突破都发生在跨学科边界的边缘，因为那里“这不是边缘，而是一个被忽视的地方”(前言2)。事实上，日本文人长安形象的文学考古包含了以历史为主的多学科成果，这反过来又为认知历史提供了广阔的深度空间。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更关心的是作者围绕长安形象在整个“文学考古”过程中不断强调的预设，即东亚共有的华夷思想对基建和国家观念的投射。如何理解这种观点？
以10世纪唐帝国的崩溃和东亚社会链条性质的变化为分水岭，整本书以各种形式展现了经历过长安之旅的日本文人对长安的一种疏离和虚拟，而后半部分则是以文字形式谈论长安或只字不提长安。在这种现实与真相的强烈反差中，“文学考古”的整个过程充满了波折，但又不失福柯知识考古的魅力，真实的历史悬而未决，“权力”在追求中浮出水面——这种权力与日本法制国家和民族国家的构建及其对唐朝中心国际秩序的态度有关。
在长安被书写或被遗忘是一种历史表征，它实际上反映了日本文人“在现实政治运作中模仿中国，而在精神世界中试图对抗中国”的矛盾心理(前言2)。在唐朝的华夷秩序下，日本等周边政权被纳入朝贡册封体系，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性世界格局，典型的是唐、新罗、日本在白江之后形成的国际格局，学者称之为“东亚世界”。在中国盛世时期，日本文人刻意不写唐朝的象征长安，意味着他们不想在深层意识中表现出居高临下的地位。唐帝国崩溃后，日本文人利用辉煌的长安形象指代平安京，或编造唐都长安的恐怖噩梦，或构建日本宗教与唐朝源头的联系，这是日本民族意识高涨的时代呼声。其中，平安经与唐经、都都合二为一的思想，其实是东亚汉字文化圈文化共享的典型案例，共享是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实现的(我的书《盗梦空间》)。长安作为文本的线索，首先反映了奈良(710-794)、平安(794-1185)和镰仓(1185-1333)时期的中国观，进而反映了中国思想对中国的强烈辐射。
长安城和平安京是日本汉文学中最早的作家所能感知的第一个物理空间，而唐使组诗所塑造的“长安意象”则是第二个隐喻空间。本质上，第二空间与第一空间越来越疏离，甚至让长安从一个陆地城市变成了一个沿海城市，这就是我所说的“梦呓”。装真的时候是真的假的，与不作为无关。第二空间的虚无和荒诞，是自言自语者的亲身经历和皮肤对皮肤的真实。例如，任远把会昌年间的道听途说写进了杂志。我们毫不怀疑，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坚信这些记载，后人在神圣化他的过程中用文学虚构进一步羞辱了他在法律上的困难。再比如，吉备真备战胜唐朝的障碍，靠的不是真正的才华和智慧，而是靠欺骗、偷盗、偷棋等不光彩的手段。作者认为，这些狡猾的智慧，是唐朝末年贵族文人对弱者意识的结果，带有潜在的“顽强的反抗意识”。
总之，日本法制的国家建构，唐风文化向国风文化的转型，东亚局势及其内政的变化，日本民族意识的崛起，这些历史真相都在作者所选的众多多样的文本中，通过“长安书写”(刻意不书写也是一种书写，正如遗忘也是一种记忆)得到了体现。整本书序言的开头，大概是这样命名的《唐朝与东亚》，似乎对应的是题目《在日本发现长安》。但纵观全书丰富的知识和思想史，我更倾向于突出研究者在这一探索中的主导地位和积极作用，称之为《从长安到日本》。至于它所寻求的文本是否在其生成之初就为长安所写，似乎并不是弄清结果是对互文性文本束的彻底解读，还是在寻找过程中充分照顾到日本文人接受中国地理知识的历史的关键所在。在中国对外交往的大背景下，由于艰苦的探索和反复的寻找，这个过程本身是足够感人的。此外，历史景观不断变化，道路上充满有趣的地方，读者可以一个接一个地欣赏。为什么不马上加入作者，一天之内看到长安花？
（作者：冯立君，系陕西师范大学东亚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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