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从阳台上拍摄的这些照片，留下了伊斯坦布尔冬季的记忆
时间：2026-05-31 来源： 作者：亚星艺术网 点击次数：
Orhan Pamuk, Balkon (2018) Courtesy of Yapı Kredi Kültür Sanat ve Yayıncılık
“奥斯曼帝国瓦解后，时间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一座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的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
——帕慕克，《一座城市的记忆》
2012年的冬天，土耳其著名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奥尔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从他的阳台上拍摄下8500张彩色照片，伊斯坦布尔的晨昏、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入海口、开阔的城市地平线、马尔马拉海、旧城与新城、岛屿、远山、飞鸟，以及纵横交错的船只…… 写作之余，帕慕克时常离开自己的写字台，视线跟随公寓前熟悉航道上的船只缓缓移动。他痴迷于这些景象，他觉得这与他正在经历的某种内心的情绪相关：为什么拍摄这些照片？视觉和摄影的联系是什么？写作与观看之间是什么关系？
Orhan Pamuk, Balkon (2018) Courtesy of Yapı Kredi Kültür Sanat ve Yayıncılık
帕慕克为自己的首部摄影集起了这样的名字《Balkon》，在土耳其语里这是“阳台”的意思。相比那些卷帙浩荡的伊斯坦布尔城市史，这些画面纪录下他对这座永恒之城的冥想，创作于写作的瓶颈期。这些作品促成了近期在伊斯坦布尔Yapi Kredi文化中心（Yapı Kredi Kültür Sanat）举办摄影展“奥尔罕·帕慕克：阳台”。帕慕克坦言自己最初并不愿意分享这些摄影作品，只有在5年后重新审视它们时，才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对某种景观的记录——“在过往的时间里，每一张照片似乎都组成了我的那些幽暗情绪的标志”。
“帕慕克：阳台”Yapi Kredi文化中心展览现场
“我觉得有必要一遍又一遍地观察这些景象——或者更确切地，拍下它们——因为我发现写作太难”，帕慕克说。摄影集的内页被放大并悬挂在昏暗的画廊墙面上，下层展厅布满大尺寸的照片，印刷在具有画布肌理的纸张上，没有画框。在不少作品中，帕慕克公寓外一座19世纪清真寺的石质尖塔在许多画面中构成了图像自然的边界。海鸥的飞行路径、博斯普鲁斯海面的船只、渡轮泛起的白浪、流水的质感，对永久的痴迷被定格在了瞬时的闪光中。
Orhan Pamuk, Balkon (2018) Courtesy of Yapı Kredi Kültür Sanat ve Yayıncılık
One of the photographs Orhan Pamuk took of Istanbul from his balcony© Yapı Kredi Kültür Sanat ve Yayıncılık
在一张照片中，一只海鸥栖息在帕慕克公寓附近吉汉吉尔清真寺的顶端，背景中四四方方的摩天大楼旁，大型起重机的作业构成了画面重要的远景，前帝国首都蔓藤花纹般的神圣线条与世俗化一代创造的铁质的工业景观，勾勒出伊斯坦布尔现代神话的时空地理。博斯普鲁斯海峡是伊斯坦布尔的内航线、欧亚大陆的分界线。
《奥尔罕·帕慕克：阳台》摄影集封面与内页，出版社：Steidl Books
在2005年的《伊斯坦布尔》中，帕慕克曾描述自己对这座城市冬季里“势不可挡的忧郁”的偏爱，镜头里，铅灰色的冬日之光让伊斯坦布尔变得柔和，城市的所有瑕疵都笼罩在橘红色的阴影中。从《我的名字叫红》中奥斯曼帝国首都的细密画家，到《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中伊斯坦布尔街边小贩麦夫鲁特的44年生命，对于这位在全球销量超1200万册的著名作家来说，《Balkon》并不是帕慕克第一次进入视觉领域的尝试。2012年，他就开设了“纯真博物馆”（Museum of Innocence），为其同名小说赋予了生命。
《纯真博物馆》预告片
这座于伊斯坦布尔苏库尔楚玛区（Çukurcuma）由一座建于19世纪年久失修的房子改造而成的博物馆，还原了帕慕克小说《纯真博物馆》中的主角凯末尔从2000年到2007年的住所。帕慕克从伊斯坦布尔的跳蚤市场、废品店和童年收藏中挑选了数千件日常物品——刨丝器、明信片、钥匙、报纸、碎花长裙、少女的耳环、4213个烟头——83个编号精心制作的展柜对应了小说中的83个章节，半个世纪的旧物重现了凯末尔与少女芙颂之间的爱情故事，也是对20世纪下半叶伊斯坦布尔的乡愁。
帕慕克介绍“纯真博物馆”
帕慕克在自己的“纯真博物馆”内，图片来源：BBC
事实上，帕慕克自幼爱好绘画，大学时主修建筑，作品中也曾记录下父亲如何摆弄自己的方盒“禄来”（Rolleiflex）、1962年终于得到第一台相机时的情景。在2015年的伊斯坦布尔双年展（2015 Istanbul Biennial）上，策展人卡洛琳·克裏斯托夫-巴卡捷夫（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展出了帕慕克绘于2008年至2013年间的8本速写，由丙烯、圆珠笔、粉彩和水彩等形式创作。其中一幅与《Balkon》的摄影非常相似，从帕慕克的公寓阳台可以看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景色，一只乌鸦出现于前景，旁边是一则手写的声明：“35年前，在这里我扼杀了自己的艺术家梦，开始写小说”。
2015年伊斯坦布尔双年展上展出的帕慕克绘画作品，图片来源：Art-random
Orhan painting. Photo via Orhan Pamuk’s archives.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的序言中写到：“1973年后的很多年里，我成为画家和建筑师的梦想渐渐逝去，我停止了拍照。这是因为我决定做一个小说家”。帕慕克谈起自己喜欢柯布西耶的伊斯坦布尔线条素描，童年时代曾期待伊城版本的《丁丁历险记》，想象自己是描绘伊斯坦布尔街道风貌的印象派画家，他对梅林（Antoine Ignace Melling）等西方旅人制作的伊斯坦布尔帝国风景画非常着迷，他也坦言，自家的阳台拥有“奥斯曼帝国时代外国使馆才能享有的美景”，这是他童年时期不厌其烦画过上百遍的风景。绘画是他年轻时的爱好，摄影给予他创作的灵感。
“帕慕克：阳台”Yapi Kredi文化中心展览现场
2012年11月，帕慕克从纽约哥伦布大道购得一台佳能5D，回到伊斯坦布尔的工作室后，他便开始在阳台上搭起三脚架，将长焦镜头对准了这座永恒之城。在一座以苏里曼大帝之子吉汉吉尔（Cihangir）命名的16世纪清真寺与百公里外的乌鲁达山（Uludağ）之间，帕慕克可以看到托普卡帕宫（Topkapı Palace）、金角湾（Golden Horn）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少女塔”。在接下来的5个月内，帕慕克以每天70张摄影，每小时7张的方式创作。
Orhan Pamuk, Balkon (2018) Courtesy of Yapı Kredi Kültür Sanat ve Yayıncılık
在作品的介绍文字中，帕慕克写到，“我有时觉得，尤其是小时候，记录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船只数量及其来源是我的责任”。载着各色集装箱的货船、亚欧之间穿梭的渡轮、附近巡航的俄罗斯战舰、矗立于遥远港口的起重机…… 船只在“吉汉吉尔清真寺的尖塔与穹顶之间穿行”，他曾写到：“伊斯坦布尔人极其宠爱‘城市线’所拥有的每一艘渡轮…父亲单凭漂亮的轮廓，即可辨识出在他童年时代曾经行驶的渡轮一一列举出在我听来像诗一样的名称：53英席拉、67卡伦德、47塔兹涅温、59卡梅……”。
“帕慕克：阳台”Yapi Kredi文化中心展览现场
“这些风景一定程度上是我自己的心境的写照，揭示了内心深处某种不可言喻的情感”，帕慕克说，阳台上的风景让他追求平静与内省，“那是一片肥沃的处女地，充满了我想要收集和保护的事务”。被白雪覆盖的建筑物屋顶，洲际渡轮上空的浓烟，阳光下的帆船，这些画面没有地理、时间或标题，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方式传递出缓慢的季节变化，也映射出帕慕克拍摄的心境。
“我最爱雪的地方是它强迫人们团结在一起，让与世界切断联系的人们患难与共。下雪天的伊斯坦布尔像个边远的村落，但寻思我们共同的命运，使我们与我们辉煌的过去靠得更近。有一年，异常的北极气温使从多瑙河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黑海区域全面结冰。这对于其实算是一个地中海城市的伊斯坦布尔来说是件震惊的事，许多年后，大家依然像孩子似的兴高采烈地谈论它”。
——帕慕克，《一座城市的记忆》
Orhan Pamuk, Balkon (2018) Courtesy of Yapı Kredi Kültür Sanat ve Yayıncılık
2013年5月，数百万人聚集加济公园（Gezi Park）和伊斯坦布尔的大小广场，“土耳其之春”爆发，似乎也成了帕慕克首本摄影集《Balkon》时序的终点。但这一系列中，除了一张表现四位女性打牌的作品，很难找到任何社会活动家或人物的身影，飞鸟、云彩、远山、海岬和船只，填满了这些画面。当然，众所周知，他曾因公开谈论土耳其人屠杀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的历史而遭到当局指控，赠予他的诺贝尔颁奖词这样写到：“帕慕克在追求故乡忧郁灵魂的时候，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
Orhan Pamuk, Balkon (2018) Courtesy of Yapı Kredi Kültür Sanat ve Yayıncılık
相比2018年逝世的著名土耳其摄影师、“伊斯坦布尔之眼”阿拉·古勒（Ara Güler），帕慕克没有选择与这位自己敬仰的摄影师一样走上街道，而是从作者视角眺望伊斯坦布尔的风景，这些照片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没有表达与这座城市政治生活的直接关联，但阳台上横跨欧亚交通要冲的全景，还是传达出一丝焦虑不安的情绪，如一座城市浩大的“呼愁“（huzun）。帕慕克谈起自己生活的伊斯坦布尔：“这才是真正的首都，我在这里生活了63年，于我这也算是世界的中心。当然绝大多数关于‘何为土耳其’的意义也孕育于此”。（撰文/Ayla Jean Yackley、翁家若）
奥尔罕·帕慕克：阳台
ORHAN PAMUK：BALKON
伊斯坦布尔Yapi Kredi文化中心
2019.02.06-2019.04.27
*如无特殊标注，本文图片均由
Yapi Kredi文化中心提供
文末彩蛋
帕慕克朗读《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片段
Here we come to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I’ve never left Istanbul – never left the houses, streets and neighbourhoods of my childhood. Although I’ve lived in other districts from time to time, fifty years on I find myself back in the Pamuk Apartments, where my first photographs were taken and where my mother first held me in her arms to show me the world. I know this persistence owes something to my imaginary friend, and to the solace I took from the bond between us. But we live in an age defined by mass migration and creative immigrants, and so I am sometimes hard-pressed to explain why I’ve stayed not only in the same place, but the same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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