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中的女劳模
时间：2022-03-07 来源： 作者：亚星艺术网 点击次数：
编者按：陈履生文章《巾帼：新中国绘画中的女性形象》约54000字，讲了中国绘画史上女性的表现和发展，革命历史画中的女性，绘画中的女劳模，绘画中的“撑起半边天”等等本文节选自《画中女劳模》一文，展现了主题创作中的女性魅力。
1950年9月25日，全国工农兵劳模大会暨全国战斗英雄大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这是为了满足当时巩固政权，扩大其强大的国防和经济实力的需要，所以召开两会进行政治动员，以获得广泛的民众响应。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自出席会议，并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贺词。国务院副总理陈云致开幕词；朱德副委员长作了讲话。毛泽东在贺电中称赞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们“在消灭敌人的斗争中，在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斗争中，克服了许多艰难困苦，表现了极大的勇气、智慧和热情”。他说：“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人民各项事业顺利进步的中坚力量，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是人民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并号召全国人民向他们学习。因为最高领导人对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的喜爱，一时间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向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学习的运动。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经济建设中的劳动竞赛热潮。劳动模范和战争英雄受到北京政府的最高礼遇。除了领导人的接见和汇报，劳模们还出席了毛泽东、苏联大使罗申等机构的接待宴会和座谈会，并分别参观了工厂、农场、公园和晚会。会议期间，正值中秋佳节，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设宴款待了全体代表。10月1日，英国模特代表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新中国第一次盛大的国庆仪式。会议于10月2日闭幕。12月14日，国务院总理在国务院第59次常务会议上下令公布“劳模大会”筹备委员会主任李的《关于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总结报告》号讲话，以“作为今后劳模运动的行动指南”。
出席在京劳模大会的有464名各界代表，包括为了国家，不顾个人安危，在大连新建工厂四次负伤的“党的好女儿”赵桂兰，新中国第一位女火车司机38号机车司机田，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东北工业劳动模范代表等。“劳模大会”不仅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为艺术提供了反映当时生活现实要求的创作题材。著名画家徐悲鸿、吴作人、李华、董、周、魏等都为著名劳动模范留下了作品。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作品，可以看出一种时代风尚对艺术家艺术创作的影响。对于正在进行的年画运动来说，“模联”自然成为当时年画的重点内容。代表作品有《群英会上的赵桂兰》(林岗，年画)、《党的好女儿——赵桂兰》(刘启，年画，1950)、《工农模范北海游园大会》李可染、《从劳模代表大会归来》王大宾。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表现劳动生产并与之相关的作品。如顾群的《女司机》和丁于的《女拖拉机手》。
领导和劳模作为新中国艺术创作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对于年画的吉祥、和谐、幸福、叙事等属性，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宣传中提升了劳模的社会地位和广泛影响。国画《女英雄们向毛主席献礼》，女画家王叔晖于1959年创作，表现了各行各业的女劳模与毛主席在一起的场景。作者构思了一个仪式场景，他们穿着各种行业特色的服饰，手里拿着稻穗、麦穗、南瓜、羊、纱锭、馒头、肩棉，姑娘们手里拿着西瓜、玉米、寿桃。他们兴高采烈地被毛主席簇拥着。在蓝天的映衬下，远处有一个烟囱林立的工业区。这是一张与1958年社会背景相关的形象图片。作为一幅以传统工笔画的形式创作，并带有年画审美趣味的作品，这幅画从题材内容到新的形式，在很多方面都是时代的写照。显然，在年画这一范畴中的审美表达，张大新(1958)的《接见劳动模范》，和金(1965)的《毛主席接见劳动模范》，都在同一题材范围内表现出年画的审美特征，领袖和劳动模范的题材通过草根审美的表达在那个时代的群众中流行起来。邵克平的《凝思》(彩色木刻，1953)，一个戴着少数民族头巾的妇女手里拿着丰收的麦子，形象地反映了时代的赞叹，反映了这一时期艺术创作的一些基本特征。
也是领导和劳模的体现。由华北联合大学美术系转到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并留校任教的林岗(1925-)创作的年画《党的好女儿——赵桂兰》(《群英会上的赵桂兰》)，表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接见赵桂兰等劳动模范赵桂兰的情景。这是一个具有新中国国家气象的历史时刻。参加第一次“劳模大会”的劳模赵桂兰，为了国家财产和工厂的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四次负伤。1949年的一天，赵桂兰下班的时候，带着一百个“雷水银”走在去分配室的路上，由于体力不支晕倒了。为了拯救厂里的设备和化学品，她把“雷水银”压在身下，被“雷水银”打伤。她舍己为人的共产主义思想和勇于奉献的英雄主义精神已经成为“所有中国妇女的好榜样”。因此，作为一名劳动模范，她参加了1949年的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会议，并与其他几位应邀的劳动模范代表一起与毛泽东合影。在“模联会”上，她受到了毛泽东的接待，他亲自为她签名留念。林岗最初来自
报纸上看到赵桂兰的事迹，经政治热情激发出的创作欲望，使他在“劳模会议”期间就完成了《党的好女儿——赵桂兰》（《群英会上的赵桂兰》）的构思构图。为了准确地把握人物形象，林岗专门访问了赵桂兰，并为她画了速写，还通过在中南海工作的战友关系，参观了毛泽东接见劳模的场所，拍摄了场景照片。而一段记者写的报导叙述了周恩来把赵桂兰引见给毛泽东，则成了构图中人物形象安排的史实根据和参照。《群英会上的赵桂兰》以古典的精细、严谨、和谐的艺术精神，把新年画在内容和技巧的高度结合中推向了一个高峰。《群英会上的赵桂兰》的线描稿《党的好女儿——赵桂兰》在“劳模会议”结束后仅两个月就出现在1950年12月25日出版的同年第6期《人民美术》上，刊登在“1951年新年画”这个画页栏内。1951年1月3日，《人民日报》第五版的第97期“人民画刊”在首要的位置第一次刊登了正式完稿后的《群英会上的赵桂兰》，这也是个专门介绍1951年新年画的专刊，共刊载同年创作的6幅新年画。毫无疑问，这是官方舆论机构向公众展示力作的出现，昭示来年新年画运动高潮的到来。很快在1951年4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就以几乎与原画大小相似的对开张篇幅，六色胶印出版了此画，使它在民间广为流传。同时，它也得到美术界的注目和异口同声的称赞，所以，当其参加第二届全国年画评奖时，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一等奖。
该画表现的是当时政治事件中的一个令人景慕的具有神话意义的场景，它确实是画家和所表现的那个阶级所熟悉的人和事，虽然它不可能是画家和观赏者所亲自经历的。在毛泽东的时代，普通劳动者地位的突升，不仅反映了这个政权的性质，而且给一般基层民众以弥补现实不足的安慰和美好未来的憧憬希望，这恰是张贴年画的全部意义所在。作者以改造旧年画所树立的新的年画艺术观，将这一场景安排在一个富丽堂皇、气势恢宏的空间内，将美好的现实和希望融于一个颂歌般的瞬息中。应该说林岗所表现的题材在当时并不新鲜，现在可以举出许多当时表现毛泽东和群众在一起的同类年画作品事例。但是，林岗与同时代画家所表现的相似题材而采取的不同的手法是，他把一种对领袖的直接表现的时代风气，转为间接的描绘，但又毫不逊色地取得与那些直接歌颂的作品的同样效果，高人一等的以含蓄的方法把对领袖人物塑造的政治模式引入到艺术的层次。林岗没有把对毛泽东的歌颂放在第一主旨上，他所表现的主题虽然是作为劳模的赵桂兰在劳模会上受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接见这样一个史实，却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作为最高层领导诸如“联系群众”“和蔼可亲”等等的美德，实际上它取得了和那些直接正面表现毛泽东的新年画所共有的表现时代要求的效果。所以，当时包括一些评论家在内的许多人都把《群英会上的赵桂兰》看成是“歌颂毛主席的新年画”，只有在1955年出版的《全国总画目》（1949-1954）的“图片、年画、连环画目录”中将其归入“劳动模范、战斗英雄”栏内。林岗在多重主题交错的处理中，在一个平常又显而易见的事实中挖掘出许多耐人寻味的内涵，从而将年画所要求的具有故事性的特质在主题的深化中得到实现。
（本文为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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