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与蔡京：书如其人，境界不同
时间：2022-02-14 来源： 作者：亚星艺术网 点击次数：
笔者曾经和故宫博物院的同事讨论过，是否存在“书如其人”这样的事情。同事摇摇头说，如果“一本书像一个人”，那么谁的字写得好，就留给专家来决定。作者微笑着，对此表示怀疑。
蔡襄的书法吸收了前人的精华。
作者认为“文如其人”“书如其人”。书法确实有技术成分，这也是为什么蔡襄在金唐时期走遍书法的原因。就像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自书诗》卷，王羲之的神韵从线条和姿态上就显露得很明显，连“可”“虽然”“特别”几个字几乎都是从王羲之的《兰亭序》上抄下来的。前面提到的《谢赐御书诗表》，正如徐邦达先生所说，“接近于市南法学院，有徐浩、颜真卿的风格”。可见，蔡襄书法之美吸收了前人的一切精华，两笔皆有渊源，纵横两笔皆含古意，从而结束了宋初百年来混乱的书法局面。
蔡襄在书法上的卓越成就，得益于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并不代表他就是巨人。他必须继承和发展。“发展”这部分取决于个人性质。一个书法家，通过多年的技术训练，可以写出“美”，但在“美”之上，还有“人格之美”。唐代对“法”的追求是普遍的美(即以法为基础的美)；在宋代，“意”仍然重视个性之美(个性在法律中的发挥)。多余的部分是艺术个性。规范的书法只能通过个性的拓展来激活。
艺术个性是决定一个人艺术造诣的关键指标。就像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最后一百米也很难攀登。从1921年到1953年，在第一次成功登顶之前，人类已经进行了16次攀登，最高的一次攀登达到了8720米，距离8848.86米的峰顶只有100多米。这是100多米，“吸引无数英雄”。书法就像爬山一样，决定了最终的高度。我认为这取决于作家的人格精神。庸俗谄媚的人往往输在最后的高度。
宋朝不是一个“独尊儒术”的朝代，而是一个儒教信徒全面统治中国的朝代。《哈佛中国史》宋卷的标题简单来说就是《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儒家的统治带来的不仅是对“文”的尊重，还有对“道”的崇拜，即恢复失落的古代道德价值观，将“理”构想为一切真理和价值的基础。在程颐理学看来，一个人如果真的懂“理”，就能准确把握事物的对错，从而理学成为修身养性的基础。没有“道”和“理”，一切都无法理解，世界也无法继续。
书法是个性的外在体现。
这样，宋朝才是最“合理”的朝代。宋朝的官员(包括谏官)之所以不屈服于权力，是因为他们“屈服”于“真理”，也就是他们心中的真理，所以他们并不气急，他们的内心并不空虚，他们的内心是正直的。宋太祖曾问提出“《论语》之半治天下”的宰相赵普：“天下最大的事情是什么？”他高兴地等着赵普说“皇帝最伟大”，没想到，赵普的回答是“道最伟大。”
艺术是“道”与“理”的外在体现，“以道写作”的口号是宋代大文豪周敦颐在《通书》年提出的。其实这个“道”不是政治，而是宇宙的规律，世界的本质，世界的规律。宋代文人不仅按照儒家的模式改造世界(即“大宇宙”)，而且按照“道”和“理”的要求改造自己(即“小宇宙”)。在他们眼里，一切外在的美都来源于内在美。
一个人的内在美，即使刻意隐藏，也会露出蛛丝马迹，就像一个美人，美在眉宇间的姿态，更美在修养，不是奢侈的服饰所能替代的。从面相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如果心智不正，他的脸必然会显露出来。人有潜意识，这是无法掩盖的。测谎仪经常出现在间谍电影中。测谎仪测量的是潜意识。其实艺术本身就是一个测谎仪，并不是作者——小时的时候没有书看的主观臆断。从父亲的书柜里拿出一份沈醉先生的《我所知道的戴笠》，比现在的谍战片更让作者着迷。有一个细节至今记忆犹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政府与丁默村领导的汪伪特务机关作战，专门成立笔迹分析小组，通过截取汪伪的密函，分析作家的身份、性格和处境。
同样的例子也发生在苏东坡身上。根据欧阳询的书法，苏东坡曾经认定欧阳询性格“敏感”，外表“冷睡”。《书唐氏六家书后》中，他这样描述欧阳询：他比较冷，比较困，对人比较敏感，现在在看他的书，这叫他的外貌和耳朵。
有朋友说：“书法是线条艺术，任何连续的线条无非是一种运动路线。自然有行为，有心理因素，也有性格的轻重缓急，所以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没有一个个体的笔迹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也可以从文字和人来演绎人物心理。”特别是到了宋代，崇尚意的书法风格出现，书法线条与内心世界的联系更加直接。虽然作家可以通过训练达到一定的高度，但金字塔尖的书法是技术之美和精神之美的无缝连接。好的书法和最好的书法仍然可以在一毫米之内区分开来。
一本书是否像一个人，在历史上也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苏东坡自己和自己争论。他曾经反对以“人”来“书”的思想，认为人既然不能以貌取人，就不能以人来判断人。
取书（《题鲁公帖》），但他更加相信，书法是不能独立于人格之外的，而必然是人格的外在体现。他在《跋钱君倚书遗教经》一文中说得好：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
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
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
蔡京书法多了一层媚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书法家傅山说：“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立德在前，立言在后；作人在前，作字在后；“纲常”在前，“笔墨”在后。“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可观，而纵横刚暴，未免流露楮外”。
面对博物馆里林林总总的历代名家书法，我们可以隔着线条笔意感知他们的情感流动，揣测他们的精神秘密。你看范仲淹《道服赞》《远行帖》《边事帖》（皆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行笔清劲瘦硬，结体方正端谨，骨气洞达，顿挫有力，正是刚正的官员的笔触；欧阳修《灼艾帖》，苏轼评价说“公用尖笔干墨作方阔字，清眸丰颊，进退晔如”，颇见“醉翁”之神韵；王安石《过从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书法奇古险怪，行笔很快，像他的变法一样，让人看不太明白。
蔡京书法是学蔡襄的，却学出了自己的境界，字势豪健，独具风格，不仅挑战了蔡襄的书法地位（人们因此将“宋四家”的称谓指向了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京），也挑战了“字如其人”的说法。但细看蔡京书法，便会发现它在表面的美之外多了一层媚，是那种抛媚眼、带媚态的媚，是梁启超所说的“巧言令色，献媚人主”的媚。真正的艺术，不需要谄媚讨好的笑脸，也不需要自以为是的威严，而有赖于不加掩饰的天性，需要一意孤行的果决。
当然任何事情没有绝对，“书如其人”也不例外，咱就不抬杠了。世上没有一条定律能够涵盖所有的事物，何况人是复杂的，艺术更是一个复杂的领域，普遍规律中，一定包含着一些特殊规律。人的性格是多重的，艺术领域的创造，许多也是“善恶同体”。明代董其昌、明末清初王铎，都是很复杂的个案，或许今后笔者会写到。
最典型的例子，非宋徽宗莫属。关于宋徽宗的艺术与人生，笔者在《宋徽宗的光荣与耻辱》（见《故宫的古物之美2》）里写了，这里就不再啰嗦了。蔡京的书法不错，但要看放在什么地方，放到文人书法里尚过得去，但假若放到艺术史里，与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这些“高峰”放在一起，还是差了一截，最多只能算作“高原”的一部分。
《故宫的书法风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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