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青藤有余慕 清中期文士阶层如何“追星”
时间：2021-07-27 来源： 作者：亚星艺术网 点击次数：
故宫博物院藏徐渭水墨画(局部)卷
徐渭(1521-1593)生于明朝中后期。虽然他在世时在战略上很突出，但他特别好奇，谈论了许多士兵。然而，最终，他在沮丧的时候愤怒地死去了。明朝著名文学家袁宏道在去世多年后，发现了这个奇人，写下了奇文《徐文长传》，徐渭的名声才为世人所知。《徐文长传》年，袁宏道预言，徐渭以诗文为主的艺术作品，“一扫现代俗习，永垂不朽，自有定论。”确实如袁所说，清中期，徐渭的影响深入人心，其作品受到当时文人的青睐。那么，这些文士是如何欣赏徐渭的作品的呢？享受乐趣的方式和现在有什么区别？
有多少种享受方式
吉雅殷勇
清代中期，社会稳定，各种题材的雅集在文人中流行。在首都，花开的时候，长夏的立秋，中秋的重阳，很少有诗歌接待的空天。即使在工作日，法律教师之间也有许多会议。写诗议画是雅集最常见的内容。徐渭的竹印曾作为吟咏对象出现在王的《雅集》中。
王是当时著名的藏印人，自被封为“印皮先生”——和收藏《飞鸿堂印谱》以来，他仍然是篆刻界最著名的篆刻家。乾隆四十年(1775年)十一月的一天，在工商部工作的王邀请翁方纲、程锦芳、张麟、顾、蒋等到了他的住处“沃基轩”，他们用押韵的方式演唱了王收藏的古代印章。其中，翁方纲得到李清照玉玺，得到李广铜玺，程锦芳得到李纲瓷玺，得到许玺，顾得到李昌辉石印，蒋得到许水晶印，王得到赵孟頫妻子关道生牙印。许的诗《同翁覃溪、朱笥河二学士、程鱼门吏部、顾星桥舍人、蒋香泾进士，集汪秀峰工部蜗寄轩，分咏古印，得徐渭竹印》，载于其书《竹叶庵文集》，被赋。
需要注意的是，王雅集的主题是让客人欣赏他收藏的名人古玺，然后押韵演唱。这两个环节共同构成了这套优雅藏品的内容。“唱”与“铭诗”形式相似，但性质不同，应加以区分。
绘画铭文
在书画作品上写题词是中国传统文人最喜欢的一种方式，比如宋代苏轼的名诗《题惠崇〈春江晚景〉》。清代中期，诗文活动兴盛。我们选取了两个关于许巍题跋诗的代表性诗人案例。
黄忠是清代中期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北宋黄庭坚之弟黄之后，与洪并称“洪晃”。第四十六年(1781年)，乾隆去北京赴约时，看到一幅明代《蕉阴宫女图》的画。想必徐渭擅长画芭蕉，这在当时是众所周知的，所以黄忠在写题词诗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了徐渭，并在徐渭的芭蕉图中选了一个韵作为诗，以子韵的形式做成了《题明人画蕉阴宫女即次徐文长题诗韵》:忆弦报效深宫，手里种了几丛芭蕉绿。走过芭蕉阴但回头看，美人怕秋风。(黄中泽《两当轩集》第15卷)
翁方纲作为干嘉诗坛的领军人物，其诗歌中许巍的出现次数比其他干嘉学者多。其中有《徐天池水墨写生卷》 《徐天池写生卷》 《徐天池梅花》 《徐天池墨荷》 《徐文长墨荷二首》等等，都包含在他的书《复初斋诗文集》里面。
仿制品
清代中期临摹徐渭作品的文人阶层，不仅有职业画家和画家，也有不少身居官职的文人或学者在闲暇之余作为消遣参与其中。
李秉绶是乾嘉时期著名的书画家。早年曾在首都工资部水师官职，后来痴迷于公务。盛年辞去官职，定居桂林，潜心绘画，成为岭南画派创始人。李秉绶绘画的写意风格主要取自《粤西先哲书画集序》杨庆腾路
张文涛(没有船山是乾嘉时期著名的唯心论诗人，被公认为“清代蜀中第一诗人”，而他的另一个身份，被他的诗名所掩盖，是一位书画水平很高的书画家。卷《国朝先正事略》，卷44，卷《张船山先生事略》:“青年人不同，作品诗多，且有‘青莲重出’的目标。”.书法是危险的，绘画靠近徐清腾，不经意间，就有一种天然的趣味。”从张文涛至今保存的书画作品来看，很多都走了徐渭的路，比如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西崖诗意图册之积水潭》。
流通交换
涉及许巍作品交换他人作品的案例有两起。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四库全书》年编辑学者陈崇本买了一副徐渭的书法对联，上书：“肚子饿了难磨，头上霜难免。”朋友张林看了之后特别喜欢。因为张羽有明代董其昌最好的书法笔《七律卷》，陈崇本提议交换徐庶和董娟。面对这个要求，张伟很尴尬，但最后还是决定不交换，而是委托翁方纲去复制这个徐
渭书作。充满戏剧性的是，翁方纲在临摹时发现，此书是徐渭赝品。曾任乾嘉道三朝阁老、九省疆臣的一代文宗阮元曾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十二月得到一幅徐渭旧藏《〈鹅群帖〉卷首画》，上有徐渭题跋。阮元的这件收藏品被作为友人的书画篆刻家黄易（号小松）看中，阮元便委托黄易把此画临摹于一砚台背面，并许诺对方，若能摹成，便以此画相赠。过了十天左右，黄易果然摹成，阮元跋《鹅群砚》记录此事：“元得徐天池所藏《〈鹅群帖〉卷首画》，鹅意态逼真。小松司马见而爱之。元曰：‘能摹砚背则奉赠。’ 越日果持此砚来，其神采出天池上。盖天池所能小松能之，小松之能天池所不能耳。甲寅冬阮元识于小沧浪。”由此看出，阮元非常满意黄易此刻。
赏玩鉴定
徐渭作品在清中期即已出现赝品，故鉴定成了赏玩徐渭作品的方式之一。清中期的金石书画鉴定领域，大学士翁方纲当属第一名家，平生过眼书画之多很难有人企及，此亦可解释为何上文所述的徐渭作品题跋诗中他所作的数量较多。
乾隆五十一年（1786）正月五日，经学大儒毕以珣（号恬溪）携来一批古画求翁方纲鉴定，这些画有：沈周《桐阴高士图》、王翬《山水》、无款《芦雁》、文从简《梅石图》、徐渭《写生册》、虞楷《醉仙花》、陈洪《扇册》二十幅、沈周《松卷》、陈淳《写生册》等，经鉴定，徐渭《写生册》非真迹。
附带举一件徐渭的收藏品。乾隆四十二年（1777），金石书画家张燕昌（号芑堂）给翁方纲寄去一件明代万历元年出土的西晋太康年间瓦券拓本，翁方纲鉴定后认为，此瓦在明代出土后即被徐渭所收藏，并指出当时徐渭还为此写过诗。鉴定出来后，翁方纲作诗《张芑堂以晋太康瓦券拓本见寄，即徐天池赋诗者》。经查《徐文长文集》，确有此瓦券及徐渭作诗的记载：“柳元谷以所得晋太康间冢中杯及瓦劵来易余手绘二首。劵文云……二物在会稽倪光简冡地中，于万历元年掘得之……”。可见，冢中杯及瓦劵是柳元谷用来换取徐渭画作的交易品。
刻碑捶拓
乾嘉两朝是金石学大盛的年代，该时期的学者们多以寄情山川寻碑、拓碑为平生快意事。被誉为乾嘉朴学“开国元勋”与“领袖”的清代大学者朱筠（号笥河）曾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浙江衢州游烂柯山时，专门嘱咐门人陈宋赋去拓山中所藏的唐宋碑刻及明徐渭断碑。
我们在其著作《笥河学士诗集》卷二十七《游烂柯仙洞》中看到，他在诗中交代了拓碑的原由，即“恐石漫灭”，这已经远超一般人仅因“嗜古”而拓碑的理念，是一种值得称赞的文物保护行为。
丨古今赏玩方式对比丨
上文所论的几种清人赏玩方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赏玩高雅艺术品的一个缩影。如今，我们的赏玩方式跟前代相比，有何变化呢？
最本质的是赏玩性质的变化。徐渭作品在今天已大多属于公立博物馆或美术馆的国有资产，流散于民间的数量不多。这就使得赏玩性质从封建社会中的少众私人活动变成了政府认可、相关机构策划实施的大众群体活动，由此促成的赏玩方式就是我们今天常见的“展览”。通过展览带来的最明显变化有二：一是观众的数量急剧增多；二是观众的阶级性淡化。徐渭作品的观众已不是以往仅以文士阶层为主的赏玩人群，今天的普通老百姓都有观赏的机会，传统优秀作品真正变成大众的了。由展览为主的赏玩方式还衍生出各类其他赏玩方式，如各类文创产品或用电子技术虚拟现实的VR（Virtual Reality）视觉体验，将来当然还会有更多的赏玩方式诞生。
深而思之，当今展览化的赏玩方式，其实是一种比较的方式。一场主题性展览上，往往会有画家各时期的若干作品出现，我们面对这样的展览，感受最深的就是在比较各时期不同作品时，看到一个画家艺术探索的历程和最终风格的形成。之所以出现这种前人所未有的全新体验，还要归根于我们的时代。
采取以清中期文士阶层赏玩徐渭作品的视角，我们看到这些赏玩方式也是一定意义上的传播方式，通过雅集、题诗、临摹、交换、鉴定和拓碑等方式，徐渭的形象和影响就这样在百年之后鲜活地展示出来。徐渭的作品不仅有书画和诗文，还有印章和碑刻。清中期文士阶层对徐渭作品的热爱是发乎于心、现乎于行的。比如翁方纲，在诗歌方面《方纲仿徐天池笔意作诗，次韵二首》《青藤书屋歌，为山阴陈九岩赋》，书法方面《缩临徐天池诗于两峰〈萧翼赚兰亭图〉后，即次其韵》，此外在其交游中还出现了一幅《徐文长像》，笔者曾另撰文探讨此类肖像画，它们的主要功能是把所绘人物视作先贤来祭拜。如果把徐渭故居——青藤书屋——也算一件徐渭参与设计（徐渭至少进行过植青藤、书牌匾等行为）的“作品”的话，那么清中期文士还有更高一级的“玩”法，显示出他们对青藤先生最崇高的敬意：
乾隆五十八年（1791），一个名叫陈永年的徐渭同乡“粉丝”买下了青藤书屋，之后此人及其子侄们对其进行修缮，并对之前陈洪绶所题青藤书屋之牌匾来了一个“修旧如旧”的保护，最后聘请时任浙江巡抚的阮元撰写《陈氏重修青藤书屋记》，旋由钱泳书丹，勒石立于青藤书屋。从记中得知，阮元还提议对方最好对徐渭墓地进行修缮，最后陈氏家族遵照了这一嘱咐。陈氏家族终于突破了“古不修墓”这一地方传统风俗障碍，在阮元鼓励下坚持对徐渭墓进行修缮，并形成每年春秋祭扫的惯例。阮元与陈昌的题记石刻，今嵌在青藤书屋的西壁上，它们是代表整个清人赏玩徐渭作品方式的最好注脚。
包子捷（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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