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印咸《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记录新文艺道路的起点
时间：2021-05-22 来源： 作者：亚星艺术网 点击次数：
吴印咸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照片
原图现由湖南谢子龙图像美术馆收藏
这是一张79年前在延安杨嘉玲拍摄的照片，背景是中共中央办公楼。在这幅画中，面孔简单而令人兴奋，场景的温暖气氛向我扑来。这是老一辈著名摄影师吴印咸拍摄的经典摄影作品《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
图像记录历史，经典固定在这里。回顾百年党史，这幅画也让我们回到了79年前重要会议的现场。1942年4月底，延安的许多文艺家陆续收到请柬，上面写着：“为了就当前文艺运动的各个方面交换意见，5月2日下午1时30分将在杨嘉玲办公厅楼下的会议室举行座谈会，我希望届时出席。”与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凯丰签约。5月2日下午，他们如约来到杨嘉玲中央办公大楼，会议开始。
这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中国文艺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5月2日至5月23日，毛泽东同志在座谈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党内党外几十位文艺家发表了讲话。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讲话后来以“引言”和“结语”的形式整理成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并在座谈会结束后一周内发表了两篇关于文艺问题的重要讲话。《讲话》，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第一次全面阐述了党对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全面论述了党的文艺工作与党的全部工作的关系、文艺为什么是人民、普及与提高、内容与形式、赞美与揭露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它是中国第一个系统的、纲领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确立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党的文艺工作中的指导地位。《讲话》明确指出文艺要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也成为党领导文艺工作和新中国文艺的“地球起源”。
用接片的方式留下珍贵的延安影像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思想全国研究会名誉会长董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时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残酷、最激烈的时候，是日本帝国主义横行的时候。在家里，情况很困难。一九四二年，解放区的人口从一亿减少到五千万。在这种国内外形势下，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团结和动员文艺工作者，形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
座谈会代表合影的背景是1941年在延安杨嘉玲建成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大楼。主楼有三层。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主会场设在会议室一楼，面积不到120平方米。座谈会召开的时候，屋子里坐满了人，有的人坐在窗台上，有的人站在门口听。吴印咸与研讨会的代表们合影，照片是在大楼外的空地上拍摄的。
作为一个很早就开始摄影实践的摄影师，吴印咸一生拍摄了数万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视频资料和许多影视作品，包括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登机时的告别照片、白求恩的战地手术照片、七个会场的照片和电影《马路天使》 《都市风光》等。1942年5月，吴印咸作为电影界代表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由于他的专业特长，还负责为会议拍照。
的女儿吴介绍说，她父亲在参加大会期间，一直在考虑拍摄这个文艺大事。1942年5月23日，大会的最后一天，他听了同志的讲话，思考如何拍摄。场内小人多，光线暗，场内拍摄难度大。于是，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了毛泽东，提出了户外合影的想法，毛泽东欣然同意。后来，吴印咸回忆说：“这是意料之外的。毛主席亲自到外面迎接大家，先坐下。大家迅速围了上来，站起来坐下。董事长对此高度重视，亲切和谐，让所有与会者兴奋不已。”但是吴印咸的相机镜头小，拍那么多人很难保证效果。况且电影已经过期很多年了。于是他先从正面拍了一张照片，再用三张底片从正面拍了一张，最后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成为了一份在文学艺术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珍贵史料。
在《风云儿女》一文中，学者孙描述了当时的情况。拍照时，毛泽东和朱德坐在前排，其他人则自由自在地坐着，没有任何位置和地位的区分。钟敬之等人去了正在施工的中央大礼堂工地。一到，回头一看，摄像组已经安排好了。我赶紧回头，同时喊了一声“等我们”，最后挤到了第三排边上。由于各种原因，有些人拍照时赶不上，也给座谈会具体参会人数的统计带来了困难。在拍照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在拍摄侧影时，坐在第一排的刘的破马扎咔嚓一声破了。这个意想不到的声音吸引了大多数人对他的注意。吴印咸按下快门的手来不及停止，刘俯视马扎尔的尴尬形象也被定格。这张照片不是很常见，但它生动地记录了当时作为拍摄一部分的和谐气氛。
深入的调研、亲切的请柬和应时而为的会议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回应时代”的产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还没有真正地冲向工农兵，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文化合力，还没有真正地为工农兵服务。”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梁向阳说，当时延安文艺界的大致情况可以概括为“两个阵营、三个体系、四座山头”。
董学文介绍，当时延安文艺界总体来看是进步的文艺、解放区的文艺，但是文艺家还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很多分歧。当时有一种关门提高的倾向，有一种脱离群众的倾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当时的延安文艺界有宗派情绪，这也很影响工作。如何统一思想，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变得十分紧迫。 据梁向阳研究， 1942年春，毛泽东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给许多作家写信，找许多作家谈话。毛泽东个别约见谈话与写信征求意见的延安文化人士有：李伯钊、丁玲、艾青、萧军、萧三、罗烽、舒群、刘白羽、欧阳山、周文、草明、塞克、于黑丁等人。毛泽东以“集体谈话”的方式与“鲁艺”的部分党员文艺家进行交流的人员有：周扬、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毛泽东还多次以约见谈话与写信征求意见的方式，让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等人帮助搜集材料，提供有关文艺的意见。
据董学文研究， 1942年4月，毛主席给艾青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艾青同志，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请惠临一叙，此致敬礼。”艾青就去了，毛泽东就跟他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你看这件事怎么办。艾青说，那就开个会，你来讲一讲。毛泽东也特别风趣地说：“我讲你们能听我的吗？”艾青说：“至少我是爱听你讲的。”过了两天，毛泽东又给艾青写了一封信，再一次想跟他交谈。他说：“前天所谈的关于文艺方面的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他在“反面的”三个字下面画了一个圈，表示特别希望听到不同的意见。又过几天，毛泽东给艾青写了第三封信。因为艾青在上一封回信中写了自己的一些意见，毛主席收到说“大作和来函收到，读兮，愿深谈，因为河水很大，派马来接你”。董学文说，可见毛泽东是非常认真的。
1942年4月10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议并获准通过关于召开文艺座谈会的决定，确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在经过充分的准备后，1942年4月27日，毛泽东与凯丰发出请柬，邀请100多位延安文艺工作者参加文艺座谈。梁向阳介绍，延安当时物质条件极其匮乏，一般印刷品都用自制的马兰纸，但这个“请柬”却是用粉红色的“油光纸”印制的，应该算是当时延安“最豪华”的请柬了。孙国林表示，它不是通知，而是请柬；请柬说是交换意见，不是听报告，一下子拉近了领袖与文艺家们的距离，让人倍感亲切。
煤气灯下的答卷，成为文艺史上的生动画面
1942年5月2日，星期六，延安阳光明媚，与会人员手持请柬，出席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学者高慧琳编著的图书《群星闪耀延河边：延安文艺座谈会参加者》中介绍，延安文艺座谈会大会开了三次。当时会议的参加者并无严格限制，据多种不同记载，三次会议参加者有所不同，从七八十人到150人不等，在吴印咸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中留影的，则共有106人。
1942年5月2日，第一次会议由凯丰主持，毛泽东作讲话。他着重讲了立场、态度、对象、材料、如何搜集材料、学习等六个问题，也就是《讲话》中的“引言”部分，后来发表时经过修改，其中毛泽东一开始说的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带领的，一支是鲁总司令带领的，后来发表时改为“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毛泽东讲完后，会议休息，接着开始讨论，会议开到晚上约十点半结束。
5月16日，举行第二次会议，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毛泽东还不断做记录。5月23日上午十时，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朱德讲话，谈了文艺工作的立场、态度、对象问题，并联系自己谈了世界观的转变问题。朱德讲话结束后，大家到室外拍摄合影。照完相后，大家先吃晚饭。饭后，会场移到中办大楼前的空地上进行。人们围坐成一个椭圆形的大圈，听毛泽东作“结论”讲话。在煤气灯下，毛泽东手拿一叠写有毛笔字提纲的白纸，开始用他那柔绵细长的湖南腔抑扬顿挫地说：“同志们，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几把椅子，请你们来坐。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我就答一下，看能不能及格？我答卷的题目就叫‘结论’。”那时延安没有录音设备，会议设立了速记组，详细地记录下了毛泽东的讲话全文和每个人的发言。
梁向阳介绍，毛泽东把问题归结为一个“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即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他说这是个原则问题、根本问题。围绕这个问题，他还阐述了文艺的源与流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在“结论”中，毛泽东还根据他先前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和三次会议与会者的发言，分析批评了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些问题。
划时代的光辉文献，开启了新文艺道路的史诗篇章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出并解决了对于中国革命文艺发展道路上遇到的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政策问题和实践问题。1943年10月19日，《讲话》在《解放日报》上正式发表。10月20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学习《讲话》的《通知》。半个月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这两个文件，确立了《讲话》作为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根本性指导文件的地位。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投身火热生活，深入工农兵，创作出一大批反映现实、反映新生活的作品，新的文学、木刻、美术、戏剧、音乐作品不断涌现，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文艺面貌焕然一新，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如长篇小说《高干大》《种谷记》《李家庄变迁》《吕梁英雄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荷花淀》等；戏曲作品《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血泪仇》《穷人恨》等，以及民族新歌剧《白毛女》、新民歌体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新民歌《东方红》《翻身道情》《高楼万丈平地起》和大量表现工农兵的文艺特写、报告文学、新木刻画等。这些具有典型的解放区文艺标高的文艺作品，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喜爱，即使到今天也成为人们记忆中的“红色经典”，成为一个时代文艺成就的重要标志与象征。
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启了党领导的新文艺道路的史诗篇章——
1949年，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宣告成立。大会总结了“五四”以来文艺工作的成绩与经验，确定了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总方针，明确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提出了社会主义时期文艺的新任务。
1979年，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祝词。大会全面总结了30年来文艺发展的经验与教训，重申了“双百”方针，基本确立了新的“二为”方向。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正式提出新的“二为”方向。这是中国文艺发展历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新时期文艺迎来了春天。在社会迅猛发展、多元文化激烈碰撞和时代变革大潮中，我们党领导着广大文艺工作者再度出发，始终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始终与时俱进，积极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进科学发展，建设和谐文化，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一条从延安出发而贯穿整个新中国文艺史的基因线索、精神脉络，始终发挥着火炬引领的重要作用，激励着时代奋进的步伐。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与文艺界人士亲切交谈，听取意见，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科学分析了文艺领域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事关文艺繁荣发展的一系列带有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体现了党对文艺工作的新思想、新判断、新要求，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创文艺工作新局面做出了全面部署。这是继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党中央召开的又一次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会议，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
如今，这张合影的一张珍贵原版照片收藏于谢子龙影像艺术馆。回忆起收藏该作品的初衷，湖南省摄影家协会主席、谢子龙影像艺术馆馆长谢子龙表示：“作为新时代的摄影人，我一直非常关注老一辈摄影家的作品，特别是吴印咸老先生对中国红色题材摄影作品的创作记录了一段重要历史。据我所知，这幅《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现有2张原作。2015年，其中一件原作被拍卖，我当时就是冲着这张作品去的，志在必得。因为这张作品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它体现的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文艺工作的重视和对文艺工作者的尊重。当我看到这张作品时，我感到，作为一名摄影人、一名文艺工作者，我有责任也有强烈的意愿要把这段历史保存下来，也希望能够用影像佐证这段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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