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火热建设中探索笔墨新路——新中国初期建设题材美术创作回眸

时间：2021-05-17  来源：  作者：亚星艺术网  点击次数：

新中国的成立给艺术创作带来了更多新鲜的创作素材和表现视角。社会主义工农业建设成为艺术创作者乐于表达的重要主题之一。版画、国画、工艺美术等领域涌现出大量经典作品，开启了中国艺术发展的新篇章，创作者主动深入生活，打破绘画时代，为人民服务，在题材和形式上都进行了探索和创新。对建筑的热情和新的场景融入到艺术作品中，反映出时代的变化和旋律，这种对火热生活和社会主义工农业建设的关注和投入，使艺术本身有了新的发展。工业版画、新山水画和“建国瓷”对各自艺术门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今天，我们以新中国建设为主题回顾这些艺术作品，回顾作品的创作故事，凝视建设者的形象，回顾热时代的集体记忆，感受党的文艺政策下艺术创作者的精神氛围。这也将使新时期的艺术家更好地思考如何深化生活，扎根于人民生活，提升思想艺术境界，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工业印刷品：

充满进取精神和巨大力量

工业版画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诞生，是一种独特的艺术类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全国一片废墟。在建设热潮中，全国各地大批专业版画艺术家深入边疆、深入工业生活，在激情燃烧的建设氛围中，挥洒热情，奉献青春，感悟人生，创作出许多反映工业生活、建筑风格的版画作品。

版画家宋恩厚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工业生产处于恢复阶段。当时，顾源的《鞍钢修复》、的《抢修炼铁炉》等工业版画，画中有“秀”字，凸显了当时工业战线恢复生产的地位和历史背景。“一五”期间，全国大规模工业建设全面展开。此时的工业版画如陈雁桥的《建设中的佛子岭水库》，洪的《新安江水电站工程》，黄岩的《汉水大桥工地》，李华的《征服黄河》，李的《千军万马建武钢》，以及、石松岭、陶、林光耀等合作的大型多色木刻组画《治淮工程》等。多是以工程项目为主，反映新50、60年代，赵延年的《我们要与时间赛跑》，沈柔健的《只争朝夕》，张在元的《纵横千里》，陶汝生，黄皮默，尹福林的《冒雨焊接》，冯忠铁的《电力先行》等。都投射出那个火热时代中国工人阶级的英雄色彩。还有吴诗的《最后一根钢梁》，易振生的《转炉车间》，陈晓楠的《浇钢锭》，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国工业版画的最高水平，勾勒了那个时期中国工业自强不息的全貌。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工业版画的理解和接受，这些热爱并从事版画创作的人开始聚集，全国各地工业工人中的艺术爱好者开始从事版画创作，形成了大庆、鸡西、叶仪、塘沽等著名的版画群体。随后，以企业为基础的工人版画小组崛起，掀起了中国工业版画的第一个高峰。以工矿企业和工业区为群体的版画创作活动，带动了一线工人的创作热情，创作出的优秀作品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工业建设的方方面面。

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员李云景认为，新中国的工业版画不像新木刻那样粗犷豪放，而是以细致写实的风格，尤其是充满生命气息的刻画，为版画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为版画增添了新的趣味。然而，新中国的工业版画仍然传承着新木刻精神。无论是表现工业建设场面，还是火热的工业生活，还是劳动群众，都饱含着奋发向上的精神，镌刻着爱国主义精神，进而培育着群众。工人创作的工业版画充满了内心的精神满足和理想追求，以独特的视角和语言展示工业生活和建筑场景，也很有趣。工业版画在题材和形式上的创新是中国现代版画史上的突破性成就。

工业版画的繁荣发展离不开其广泛的群众基础，也离不开其门槛低、易于吸收和接受。20世纪20年代以来，版画作为一种向往先进工业文明的艺术形式，迅速普及并成为一种“时尚”艺术，新中国成立后，各厂矿、民间社会或机构都成立了各种版画组织，版画坚实的群众基础为其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宋恩厚认为，工业版画的生命力离不开它的精神传承，它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初鲁迅为救国救民、革命而倡导的“新木刻运动”。新版画自诞生以来，就与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紧密相连，成为中国革命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新兴版画始终聚集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中，植根于人民生活的土壤，高举时代主旋律，成为工业版画血液中的基因。

新国画：

建筑主题开启中国画新境界

自1950年以来，“如何使中国传统绘画更好地适应新社会的需要”被提上日程。艺术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在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这些新面貌、新成就成为画家们重点表现的题材和对象。1955年举办的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上，出现了关山月的《新开发的公路》、潘韵的《春之晨》、张雪父的《化水灾为水利》、岑学恭的《木筏》等一批用传统山水画手法表现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作品。

“传统的国画再也不是文人雅士脱离尘世的孤芳自赏，而是成为配合建设新中国的一种有力的宣传工具，是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这种具有歌颂意味的表现，超越了当时的审美，标志着现实主义美术创作成了时代的主流。”陈履生分析，一些建设项目，如水电站、盘山公路、穿山铁路等都在崇山峻岭之中建设，给自然的山水增添了人们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的形象因素，这种建设的业绩为山水画和风景画的时代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机缘。在那个火红的年月，画家在深入建设工地的写生活动中，亲眼目睹了真山水中建设工地的热火朝天。感染中的启发以及在这种启发下所产生的创作冲动，促使了一个普遍以描绘建设或生产工地的山水（风景）画的潮流——“新山水画”的出现，成为中国画的改造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要标志。

当时，以江苏省国画院傅抱石、钱松喦、宋文治、张文俊等为代表的画家，创作出了一批表现新中国建设的作品。如国画院集体创作的《为钢铁而战》、傅抱石的《黄河清》、钱松喦的《罱河泥》、宋文治的《采石工地》、亚明的《争分夺秒》、张文俊的《梅山水库》等，都生动地表现出了当时国家在工农业建设方面的过程和成就。其中钱松喦创作的《芙蓉湖上》《木船革新竞赛》《秋耕突击队》等一系列作品，不仅让人们看到了传统国画结合新题材的广阔前景，也看到了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画师在国画改造过程中的巨大变化。

而此时的祖国西北，以石鲁、赵望云、李梓盛、康师尧、何海霞、方济众等画家为代表的“长安画派”，他们的绘画题材以山水、人物为主，兼及花鸟；作品多描绘西北特别是陕西地区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其中尤钟情于陕北黄土高原的山山水水；在创作手法上，他们致力于中国画的继承与创新，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主张。

不同流派的新国画各有千秋，但是画家们都在适应新中国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为自己的艺术生命增添了时代的光彩。

新工艺：

为祖国和人民而设计

1958年上半年，首都北京开始建造新中国第一批“十大建筑”，以此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献礼。1958年至1959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75名师生参与首都十大建筑装饰工程，在代表国家形象的建筑装饰设计中，“古为今用，外为中用”，努力寻求现代功能与民族形式的融合，与建筑师、使用单位、施工单位、技工师傅精诚合作，从实用出发解决问题，避免复杂烦琐，加强尺度观念和整体意识，推陈出新，创造了简洁明快、朴素大方的时代感。

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当时被分配在人民大会堂的设计组，主要负责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天顶花饰、彩画和门楣的装饰设计，以及外墙的琉璃花板和须弥座的花雕装饰工作。她曾回忆：“周总理提出，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在确立其艺术风格的时候，还提了一个宗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几句话，影响我的一生。”当时，她负责为天花板设计装饰纹样，她从敦煌艺术中得到灵感，设计了莲花形状的装饰图，但因为没有解决通风和照明而被人民大会堂的总建筑师张镈否决了。常沙娜连夜重新设计方案，将通风口设计在深颜色装饰的位置，材料定为铜，外围增加一圈小灯。“设计，无论好看与否，都要跟功能、材料相结合，这成了我一辈子追求和遵循的设计宗旨。”常沙娜说。

1952年，中央决定组织生产“建国瓷”，作为国家庆典用瓷。“建国瓷”由周恩来总理审定方案，原轻工业部组织，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设计，故宫提供参考资料，江西景德镇生产。1952年8月，原轻工业部提出设计原则：民族形式、大众适用、科学方法。1953年2月，经评选采用祝大年的设计方案：青花斗彩缠枝牡丹纹中餐具、青花海棠纹饰西餐具。9月，正式投产第一批“建国瓷”。1954年9月，国庆5周年如期完成“建国瓷”任务。

历时三年的“建国瓷”生产，经过设计委员会的严格甄选，共计生产了7万余件瓷器。其中，200件青花斗彩牡丹花钵和粉彩十二牡丹的薄胎碗、粉彩人物《梁红玉击鼓》花瓶、50件粉彩《木兰从军》花瓶、古彩描金《荷花》梅瓶、粉彩《万花》尺六果盘、黑叶描金《牡丹》茶具，一致被认为装饰大方、色调鲜明、富有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息。对于反映现实题材的作品，如《采茶扑蝶》《迎红旗》《志愿军在朝鲜》《祁连山探勘队》《小孩放鞭炮》《东北舞》以及反映民间故事的《梁祝姻缘》《白蛇传》等，被认为突破了原来单纯的传统模式，在创作上吸收了剪纸、年画、雕刻的表现方法，是充分体验生活的成功创作，被誉为“划时代的进步”。

陶瓷艺术设计家、当时还是中央美术学院学生的张守智认为，“建国瓷”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由国家组织设计指导生产、从中央到地方产区的大型系统陶瓷工程，是新中国第一代专家和艺人结合的成果，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陶瓷恢复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新中国1951年建立中央美院、1952年恢复建制陶瓷科（专业）的初期，按照国家教育方针，首次亲历设计教学与生产、专家与艺人相结合的教学实践，明确树立了教学与生产相结合为人民生活服务的方向，为专业教学建设积累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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