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故宫人的故宫情缘
时间：2020-08-31 来源： 作者：亚星艺术网 点击次数：
当我真正加入紫禁城的全国人大大家庭时，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局外人。像多年的同事一样，我并不感到陌生。——王旭东图为2019年4月，单继祥、王旭东(右)共同视察监控室。照片由故宫博物院提供
讲述人：王旭东（故宫博物院第七任院长）
我做梦也没想到，在守卫了被戈壁沙漠包围了28年的敦煌莫高窟之后，中央把我调到了北京的紫禁城，从一个莫高窟人变成了一个紫禁城人。2019年4月8日，我开始了人生的另一个历程。
今年是故宫600周年和故宫95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我不时回想起，紫禁城的命运是怎样的？作为一名石窟保护和管理工作者，在加入了保护和继承紫禁城所承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家庭之后，我如何才能继续沿着我的前辈和我在故宫博物院的同事们所开创的道路前进呢？
我记得我第一次走进紫禁城是在1997年10月初。当时，我刚刚参加了由国家文物局在承德举办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培训班，当时正值第一批世界遗产在中国成功申请10周年。1987年11月，包括紫禁城和敦煌莫高窟在内的六处自然和文化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名录》。培训班结束后，顺便在北京转机并参观故宫。由于在故宫博物院没有熟人，我和同事们直接来到故宫博物院的门口，在售票处门口向工作人员出示了敦煌研究院的工作证。当我们听说我们来自敦煌莫高窟，工作人员非常热情，立即安排我们进入紫禁城，真正感受到了“世界文化和知识的人是一家人”的美好。当时，紫禁城的开放面积不是很大，基本上是沿着中轴线的前三个大厅和后三个宫殿，加上皇家园林。另外，我的作业不够好，所以我只能跟着旅行团听导游的讲解。这些解释大多围绕着朝廷的生活展开，不时穿插一些非官方的历史和噱头。说实话，我没能理解紫禁城的文化价值。
之后，我多次来到紫禁城，主要是学习和工作交流，参加学术会议。自1998年以来，莫高窟的游客数量大幅增加，旅游业给莫高窟的保护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2003年，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范进士提出建设莫高窟游客中心，利用数字化技术展示莫高窟壁画和彩塑艺术，减少游客在洞穴中的停留时间，使洞穴中的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的变化保持在合适的范围内。当时，只有故宫博物院有一个可供50人观看的数字展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建议我们去参观故宫，我是其中之一。这个展厅是由紫禁城和日本凸版印刷公司合作建造的。它用柱幕技术展示了紫禁城宏伟的宫殿建筑，非常有力，给我们很多启示。然而，考虑到莫高窟的重点是石窟及其壁画，我们最终选择了技术难度更大、内容制作前所未有的球幕展示模式，展厅一次可容纳200人。经过11年的努力，2014年9月，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终于向游客开放，基本实现了莫高窟保护与开放利用的协调发展。在项目的论证和实施过程中，胡圌先生等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参与了咨询活动，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使我们少走弯路。
鉴于故宫博物院和敦煌研究院在文物数字化方面积累的工作经验，在科技部和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我们两家公司作为联合牵头单位，与联合国多个大学、国家科研院所和企业共同承担了“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文物数字化保护标准体系及关键标准研究与示范”。冯乃恩是一名研究员，他当时是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我和他是共同领导人。故宫博物院和敦煌研究院负责研究可移动和不可移动文物的数字标准。这是迄今为止双方最密切的合作。该项目于2017年11月16日通过了科技部的验收，为“数字敦煌”、“数字紫禁城”的建设乃至中国文物数字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成为紫禁城的一员之前，我最后一次去紫禁城是为了参加2018年的太湖论坛。其中一个分论坛设在故宫博物院，来自国内外文化界和文化界的许多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后，丹吉祥会长亲自安排几位主讲人在紫禁城冰室餐厅共进午餐，包括前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冯明珠女士。山院长不能陪我们了，因为他下午有事，非常抱歉。我半开玩笑地说：“让我替你问候大家。”没想到，半年后，我成了故宫博物院的一员。想到这一点有点奇妙。
当我真正加入“紫禁城人”这个大家庭时，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局外人，也不觉得自己对每个人都陌生，就像我多年的同事一样，无论是开团队会议还是去各部委调研讨论。我注定要为中国两大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服务，我注定要成为“莫高窟人”和“紫禁城人”。刚才，敦煌莫高窟深深地埋在我的心里，它所培养的勇气和力量支持我和紫禁城里的所有人一起肩负起守护紫禁城的历史使命。
第五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郑先生，优雅大方，博采众长，是我的楷模。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西藏的布达拉宫。十七年后，我们在北京紫禁城再次相遇。他在2019年4月18日给了我一首诗，记录了我对紫禁城的热爱：“雪域有一个晴朗的日子，17年前我是如此的开心，以至于我知道我注定要去紫禁城。”
（本报记者李韵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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