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孝濂:只为描摹生命力的状态
时间:2022-03-18 来源: 作者:亚星艺术网  点击次数:
曾晓莲摄影/刘相成
展览:绘画与摄影——“中国植物绘画第一人”在曾孝廉个展
分机:3.5-5.22
地点:上海摄影艺术中心
采访人:曾孝廉,1939年出生于云南昆明,1958年加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1995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曾为《中国植物志》10301010101010101010101《云南植物志》等科学著作画过插图。而且他还一直写啊写。
上海摄影艺术中心春季开幕的“绘画与摄影”展览首次呈现“中国植物绘画第一人”曾孝廉的——幅花鸟自然史绘画作品,不仅向观众普及了植物科学绘画、自然史绘画等相对小众的绘画群体,还通过绘画与其他艺术作品的结合,呈现了摄影与艺术以自然为师,以科学为镜,表达万物之美的信息。
基于对自然的敬畏,以描绘自然的真实为目标,从事植物科学绘画60多年的曾孝廉说,自己所做的是一种对自己和社会都有益的工作,也是自己的爱好。向大自然学习永远不会太晚。
“年轻的时候,我是爱好;当我在工作时,我是一种责任;当我退休时,我是一个隐士
北青艺术评论:你是怎么接触到植物科学绘画领域的?
曾孝廉:1958年,我高中毕业,没上大学。我很困惑。我收到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录取通知书。我工作了半天,学习了半天。我很快就会去报到。那时候路不好走,每天坐背上有大气囊的老式公交车。但当时我很开心,觉得这是天赐良机。
当时国家下达了编纂“三志”的任务,包括《西藏植物志》10301010101《中国植物志》。中国是动植物资源大国,国家必须有自己的记录,这是一项重大工程。我从小就喜欢涂鸦。单位看我会画画,就分到了分类室给《中国动物志》做插画。这是机缘、欲望和客观需要的结合,于是我走上了这条路。
北青艺术评论:你六十多年只做了一件事,这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是什么让你把植物科学绘画作为自己一生的志向?
曾孝廉:愿意和坚持,既是我们国家的需要,也是我们喜欢的东西。不去想别的,成了我们一生的追求。年轻的时候,我是爱好;当我在工作时,我是一种责任;退役的时候,我是个顽固的习惯。如果没有它的支持,我可能不会这么开心,身体也不会这么好。
北青艺术评论:当我们听说“植物科学画”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很困惑:它到底是画还是科学插画?
曾孝廉:植物科学画是我国的正式名称。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名字。不管叫什么,这幅画是为科学服务的。科学家用逻辑思维、语言和文字来描述植物的生长规律,寻找它们之间的系统关系,最后总结论文。除了文字描述,他们还运用形象思维的方法,以绘画的形式清晰地记录下这个自然物种。
在一些艺术院校和艺术系统,一般称为生物插画。无论是动物、植物还是微生物都是生物,它们的特征都是以绘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大多用在科学作品中,所以被称为生物插图专业。
北青艺评:这幅画和其他画有什么不同?
曾晓炼:首先,概念不同。主流绘画是表达画家的内心世界。比如画梅花会把他的性格画出来,拟人化。但植物科学画家在画梅花时,要画出梅花的形态特征,包括它有多少花瓣和雄蕊,它的叶子有多长等等。
植物的科学制图具有一定的科学内涵,其前提是表达物种的形态特征,特别是在植物分类学中识别物种,必须绘制清晰。同时也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不同于单纯艺术美的概念。纯艺术审美没有绝对的标准,而植物科学绘画要贴近客观存在,贴近动植物的原始自然条件。只要画对了,真的很美,因为大自然本身就是美的。
一生为弗洛拉服务的插画师。
北青艺术评论:你是植物学家还是画家?
曾小莲:我不是植物学家,也不是纯艺术的画家,我是一个服务了《中国孢子植物志》一辈子的插画师。
当时为《植物志》画插画的有160多人。我们没有什么名气和财富,我们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团队。《中国植物志》完成后,这个群体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低谷。去哪里?很多人转行,转行做别的画或者做别的工作,但是
我没有想要转,我还有很多想画的东西。《中国植物志》的完成是一个分水岭,之前要严谨地把植物的特征表达清楚,之后我们要走出科研院所,面向大自然,画一些读者更喜闻乐见的,提高美学的诉求,但是我的工作没有变,作品的科学内涵没有变,要带动更多的人去关注自然,普及自然科学。
北青艺评:所以您现在不再以“画得像”为目标,转向了植物艺术画?
曾孝濂:过去标准的植物画不画阳光,只画散射光,因为阳光有投影。但是阳光之下色彩特别丰富,明暗对比比较强烈,引入阳光就会让这幅画具备更多的视觉张力。我现在更多地注重绘画当中色彩的变化,如果我纯粹做科学画就要传承它的传统,不画阳光,但是现在为了表现植物的生命力,我会更贴近大自然。
现在我不再需要做解剖、画那些细节,这些在《中国植物志》的工作中已经做清楚了,现在要把原初的自然状况画得更清楚,这样也提高了它的大众性,让更多的人获得一种亲切感和认同感。
北青艺评:是否一定先要看到活的植物,才能画植物科学画?
曾孝濂:在以前,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如果你要刻画某一种生物,对它没有直接的印象或第一印象,几乎很难画得生动。但是在画《中国植物志》的过程中,需要绘制的高等植物就有15000种,不可能每种都看到,也没有条件去偏远的地方画写生,所以当时主要还是根据植物标本。
画得准确是我们的第一个要求,至于能不能够把它画活,恢复它的生长状态,画出它对生命的渴求,这是另外一回事。一般的科学家也不要求,植物志一般也不要求。
北青艺评:您为什么强调“第一印象”?
曾孝濂:面对一个活生生的物种,对它那种生命状态的第一印象是非常重要的,那种感觉会引领整个创作过程,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参考一些照片,照片细节比大脑记忆更准确。
但是如果你根本没见过这个物种,缺少了这种认知,或者只根据照片去揣摩,效果是不一样的。因为对这种生存的欲望,那种强烈的表现,不实际看到很难画出来,甚至不可能画出来。生命力的状态是在准确之上的更高标准。
过去植物志、动物志的插图,一般是不要求画生态环境的,主要是以个体为主,要把个体画清楚。也有一类生态方面的书,特别要求画生态,把物种和物种之间或者物种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
我如果有条件就要画,这样更能表达它的生存欲望、生存状态,比如《网盖牛肝菌》,它只生长在冷杉林下边,我就画了冷杉树的枯枝落叶,还有一个掉下来的冷杉果和一点杂草,把真实的生态环境局部表现出来。
“我们的祖师爷就是大自然”
北青艺评:您之前提过接下来有两个心愿,一是画《诗经》中的植物;二是重返西双版纳,完成一百幅有关热带雨林的生态绘画,现在进度如何?
曾孝濂:《诗经》的工作基本上已经结束了,我与另外两个画家朋友一起,总共创作了一百四五十幅插画,我画了大概有80多幅。这一部分严格地讲不是生物科学画,它是博物画,它要画得相对灵活生动,有一定的民族形式,带有一定的国画的构图。日本江户时代就画过这个名物图考,日本都画我们自己为什么不画?现在这个工作基本告一段落。
一百幅生态景观绘画是我多年的夙愿,我想在三年的时间里画百十种树的景观,树之间、树跟环境尤其是跟阳光的那种感觉。我今年已经去了两次西双版纳,更多是找回原来的感觉,大量收集素材资料,画速写,从不同角度拍照,将来有条件就在版纳画,没有条件回到昆明来画,都可以做得到。
北青艺评:是用国画的形式?
曾孝濂:我觉得用中国画的形式有一些独到之处,一个是它画幅比较大,中国的宣纸有一米多两米多,也会加上很多我个人的经验。我曾经用了七八年的时间研习中国画。徐悲鸿讲过一句话:中国画需要发展,中国传统的自然主义要和西方的写实主义相结合。我特别赞同这句话。
要结合西方写实主义,把具体的对象比较客观真实地表达出来,那样很多传统的笔墨和技法就不够用了。我还是画生物绘画,画个体和环境的关系,不是泛泛地去画文人画、写意画、工笔画,正是因为我们国家的生物物种,植物动物那么丰富,你只用一些固定的传统的方法,是表达不出现实生活当中客观存在的一些形象的。
我有这个信心,画得好不好是一回事,得敢去实践,得用行动,用绘画来践行自己的夙愿,践行老前辈徐悲鸿说的话。
传统的自然主义和西方的写实主义相结合,我走的就是这个路子,但是我画的内容还是属于生物绘画的系统。可能实现得了,也可能实现不了,但是想法说出来就是为了不给自己有退路。
北青艺评:这就是您说的中国特色的植物科学画?
曾孝濂:这也是一致的,因为我用传统的笔墨画现代科学内涵的东西,这就是中国的特色。我会画一些花卉,也会有一些新的面貌。
我总告诉自己:你不要以为自己老了,就有理由,什么熟悉就画什么,没必要。你觉得你还可以做,为什么不做?你做不了别人会去做,开个头也好。
北青艺评:对于今天喜欢博物画和喜欢植物科学画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建议?
曾孝濂:现在形势不一样了,植物科学画的春天到了,我希望有机会把非常优秀的青年画家聚在一起,办个展览,大家一起交流交流。
这个画种没有门槛、没有门派,专业不专业、学没学过美术都可以画。很多画种要问你的祖师爷是谁、跟谁学的,我们没有,我们的祖师爷就是大自然。所以只要拿出点勇气,安静地跟大自然沟通,在这种特殊的氛围里面,你会感到很宁静,心情非常舒畅。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爱好和职业选择,人和自然相融合,用眼睛去观察,用心灵去感受,它会陪伴你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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