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贤伦书法的风格价值

时间：2021-12-02  来源：  作者：亚星艺术网  点击次数：

包仙伦樊氏师泽4848厘米

布冯谈风格：风格就是人。这与刘熙载所谓的“秀才如也”是合拍的。

这几年去绍兴、杭州的次数少了，但经常在微信平台上看到包先伦的书法作品和他的大展，难免让我想起他。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人。从我第一次见到他的那一刻起，在漫长的二三十年里，他待人接物的方式，他的思想、思想和话语，他说话的速度和笑脸，真诚和热情毫不夸张地说，似乎并没有随着岁月而改变。这就像他的书法一样：痴迷写隶书，自然以深情细腻的细节向你倾诉他的人生旋律！

中国传统文艺很少有革命性的变化，但总有“顺变”和“变”。这种艺术传统发展的累积之路，恰恰是中国书法近万年历史演变的轨迹，这似乎与西方当代艺术观念的创新与变革大相径庭。从这个立场出发，阐述包先伦书法的几个风格特征，不仅可以明确其创新之路，而且可以对当代书法创新有一个多元化的认识。

包先伦的书法是“最古最时髦的”

后现代特征

从战国、秦、西汉到东汉中期，在文字发展史上被称为500年的“立变”时代。在随后的1700多年里，随着汉简的消失，书法和书写形式在这个时代的演变并没有被书法家们发现和注意到。在现代考古发现这些与篆书相似而不与隶书相似的所谓“草篆”甲骨文和秦汉简牍后，几十年来，以沈梅梅、罗振玉、董作斌、黄、等人为代表的古文字专家率先发力，最终演变为当代破书潮，并在近三十年间成为当代篆书和隶书的主流。我打破继承东汉隶书与石刻倒序的链条，跳回学习两千年前的书法状态，称之为“后现代主义”潮流。这一趋势在短短三十年间成为中国书法的历史特征。

如果我对现当代书法史的描述是写实的，那么包贤伦书法就是这一书法史上具有后现代特征的代表性书法家之一。而且，2002年在湖南黎野发现秦简后，他以敏锐的观察力和较强的表达能力率先向秦简学习，成功地将的扁平正方形改造成秦古李的长方形，成为这一后现代书法潮流的先行者和引领者。

从世界文化艺术史的观察来看，东西方都是借古开新。这种同中有异是文化艺术不断创新的有效模式，2006年杭州鲁恒美术馆举办的“秦汉之梦”书法展后，包先伦明确提出了“最古最时尚”的学术主张，并以几十年的辛勤耕耘沿着这条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称之为后现代风格特色的创新之路。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我惜古人”书法展真的很震撼！秦汉时期丰寨出土的简牍小字，已经转化为一个巨型的体系，陈列在当代的大厅里，尤其是主展的弧形中央大厅，一幅《归去来兮辞巨幛》的画面，充满了明亮、辉煌和神秘。这是书法的一个神奇变化：汉末碑刻，八个韩立小字，演变成秦简的长方形篆书；把一本简单的书变成几百平方米甚至更大的巨作；将2000多年前的古老文字与秦皇兵马俑这样和谐的现代视觉形象结合起来！从那一刻起，书法家鲍先伦化腐朽为神奇的创作形象，在东汉末年金东信、易炳寿题跋的基础上得到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经典，创造了孔府的厅堂级

南宋杨信在《采古来能书人名》中说：“钟有三身：一为石刻之书，最好者也；二、章程，秘书，小学教师也；第三天，你会写一本书，你会听到的。”这里所谓的“三体”，并不是指具有文献学意义的书法，而是指同一时代使用的文字在不同使用范围内的不同书写方法。正是从这种共同的文字和文明的历史传统中，我观察到了鲍先伦隶书创新的新观点。他的脚步仍在前进。五年后的2019年，《归去来兮辞巨幛》由纸变石，铭文——个。

完成新昌石门坑摩崖诗墙。当然，摩崖作品的创作和制作是怀旧和复古的，所以在现代化和城市化如此迅速的中国，将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诗性境界如此自然地与现代文人的艺术书写相融合，是一种正在进行的历史活化。当你看到农民在现代书法和拓印岩石前培育这种蒙太奇四维时空形象，你会在艺术与生活交织的幻境中徜徉！这是装置艺术吗？不，是行为艺术吗？不完全是。这是包先伦在改变李芹书法风格的展示场景的过程中获得的艺术现代性。

我也把审美注意力调整到视觉创作的细节上，他把秦隶书的书法风格从书体改为石体题字，即以简体字的侧边笔法在纸上的特点，转变为石面石气的中心笔法。我没有更仔细地调查。这个细节变化是工匠的雕版操作还是书法家的临摹临摹造成的？自然，从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书法创作中从“帖”到“碑”的复杂转化过程中所发生的视觉变化。但值得确认的是，新昌石门坑完成的宽3400厘米、高400厘米的《归去来兮摩崖诗墙》，是《宝仙论》中成功的李芹式碑刻书的代表作。

在“大块文章”展中，除了秦简向铭石书的转换以外，我们看到在钟繇“行狎书”上的转换作品。所谓“行狎书”即现在所谓翰札手稿行草书。鲍贤伦隶书并没有寻求其隶草—章草的书体转变，而是在追求隶书的行书意味。在其“隶变探微”篇中，刊载了约三十幅简书“临习作品”，皆一去工整的碑铭结体，或篆或隶，或篆多隶少，或篆少隶多，在寻找五百年隶变过程中“行狎书”的变化。除了书体结构的变化，他同时寻求笔法变化中的各种点画形态。同时，又把这种变化演绎在条幅、楹联、斗方、手卷作品中，或大幅或小幅，或大字或小字，堪称多姿多彩，琳琅满目！在当代书家的隶书创作中罕见有如此精研细磨下大功夫者。

就碑铭化和行狎化的两种追求中，如果说“大块文章”展及其之前的“梦想秦汉”展、“我襟怀古”展等偏重于取法并多有其痕迹可寻的话，这次“水送山迎”展则融会贯通自出机杼自由放任自家面目精深化纯熟化了。这次的大件碑铭化作品有杨维桢《富春八景诗序》、罗隐《东安镇新筑罗城记》、晁补之《新城游北山记》中，有三件量身定制的作品分别为360×1300cm、248×1100cm、230×1100cm，结合富春江地区历代文学名著的选择，用各种章法格局、各种点画趣味，充分表现了碑铭作品的历史性、仪式感和经典气息的追求。从视觉审美的感受来看，让接受者从震撼突兀转向了宏阔而安适。

其行狎化作品中我看了40余件各种幅式、各种大小、各种趣味的作品，随同所书富春江历代名家诗文的文学暗示，真如入山阴道中目不暇给，堪称书中有画、画中有诗。书法家的创作冲动感淡化了，作品的艺术审美从结构点画形态转向了诗意的品味中。每件作品都有不少文字，包括许多半尺作品，它吸引你去逐幅逐字阅读，让你从优雅的章法构成和字形笔墨进入境界感会的深度审美娱悦之中。我想，展览开幕时，作品与富春江的美丽山水相映成趣，更会给人一种神清气爽感会万方的艺术享受。

我认为这次“水送山迎”一定会大异于北京中国美术馆、上海中华艺术宫那种赶庙会似的展厅喧闹，而从细微变化处去诱导人从从容容贴近自然贴进历史的艺术境界中。这种由翰扎书写所创造的新文人趣味难道不是一种艺术的创新吗？

鲍贤伦主题性大展对书意创造的启示

从西方传播来的当代艺术讲观念性，与中国传统艺术书法不谋而合。从这种时代背景来观察，鲍贤伦在每一次较大个展中，均有明确主题的观念暗示，一定程度上是对书法审美价值的丰富性的导向。

鲍贤伦为书法界所认识的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中的获奖隶书作品，然而他的书法老师徐伯清先生是海派儒雅的帖学书风名家，所以在其后的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末均不时有小楷、小行草作品问世。如“大块文章”中记录自己“隶变探微”历程中1989年的《苏轼词二首小楷册页》、1998年的《唐诗四首行草轴》。其实，他当时的隶书仍多沪上来楚生等的笔意。他的隶书忽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千禧年前后，这种变化应该起始于1996年出任浙江省文物局局长，那应该是他“最入古”的开始。2001年他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他在寝室里摆了一个书案，还不时来我家论书，我忽然对他字形变长的隶书大加赞赏。那时，继长沙走马楼吴简出土的轰动外，湘西里耶秦简的出土必然深深打动了经常关注考古信息的文物局长鲍贤伦。那一时期，他和我一起参与徐渭墓的修复、去绍兴越王大墓遗址、去看河姆渡遗址，给我讲良渚文化的新发现。看到他对最新的考古学书法资料的吸收，让我对他的书法形式风格的突变刮目相看，并大加鼓励和支持。如果可以说他2006年的“梦想秦汉”展，是他迷恋于“最入古”的鲜活写照的话，其2014年的“我襟怀古”展，则让我仿佛看见他忙碌在文物工作第一线和充满激情的书法创作的身影叠化。其后，他2020年的“大块文章”展，则可以看见他这种双重性的工作和创作的人生进境。

值得提到的是他这次即将开幕的“水送山迎”展，即他的秦隶新体创作在环境展示和审美功能上的悠雅选择与深化。古人云：“匆匆不暇草书。”现在从“匆匆”中解脱，得以在东西半球山水遨游中所取得的对自然的新知，用心体晤书法创作与环境的关系交汇中的生活激情和艺术诗意。他从作品的审美环境不同，书写文字功能与用途不同，从而寻求书写形态的变化，自然而然地表现在作品之中。如果审美仅仅停留在鲍贤伦书法点画和结构的视觉层面上，而不兼论艺术与人生交汇的状态，即是对其书法艺术价值的低估。

鲍贤伦在选择书写各个主题大展的古人文学经典后，有不少自题自跋，并在体会文章中阐述它在时空变化中新的意义，这可以看出他在追求书法综合性审美的实践。

作为书法家鲍贤伦的丰收季节展开了！他在筹备“大块文章”展时曾经提出过“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自问。所以我斗胆就他在“写什么”的自问上提出类似于李泽厚先生对我们当代书法艺术创作者的期待：作为贵州大学中文系出身，又曾任绍兴文理学院中文系主任的书法家鲍贤伦，增加书法创作文字内容的“内卷”化追求，在稍为悠闲的退休生活中略施其固有的文学素养，在精心挑选书写广大的历史文学文化经典的同时，更多地纳入自作诗文书写，获取人生内载的更为亲切和独特的“文学的内容或观念意义”，为自己的书法艺术开出更多新生面，创造新高峰！我有理由乐观地期待着！

（文章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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