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窑究竟是不是官窑？
时间：2021-11-30 来源： 作者：亚星艺术网 点击次数：
2000年10月，随着河南宝丰梁青寺第四次发掘的结束，一批国内知名专家激动地向世界陶瓷界宣布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在河南宝丰梁青寺发现了被历史尘封数百年、厚土掩埋的汝窑遗址。于是，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举世瞩目。当时，宝丰梁青寺汝窑发掘工程再次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次年，宝丰梁青寺汝窑窑址被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宋代汝窑遗址的发现，是考古界和陶瓷界的一大成就，确实值得称道和书写。然而不知为何，越来越多的人把梁青寺窑址称为“汝官窑遗址”。大多数人都相信，到目前为止，这已经被推迟了。
近年来，随着宝丰梁青寺周边地区新发现类似窑址，各窑址出土汝窑器物不逊于梁青寺窑的新情况，为我们重新思考汝窑问题提供了可能。
学术遗憾
早在1987年，陶瓷学者王就等着《汝窑的发现》提出：“寺汝窑遗址是一座烧制品种丰富、年代久远的民窑。其性质与定窑相似，即在大量生产民用瓷器的基础上，因烧造精良而被朝廷选中，奉命烧制御器——汝瓷。”这个观点很明确。宝丰清凉寺窑奉命烧汝瓷，但烧汝瓷的窑不一定是“官窑”，就像丁窑烧“官窑”而不是“官窑”一样。
遗憾的是，这一重要观点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人们忘记了作出详细的解释，导致了“汝官窑”、“关汝窑”乃至“北宋官窑”的误传。
更令人遗憾的是，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辑、一线考古工作者撰写的考古发掘报告《宝丰清凉寺汝窑》，在明确表述“汝窑为贡窑”后，仍未能引起业界和社会的关注。“汝官窑”、“关汝窑”等无关紧要的理论继续迷惑着人们。
2016年，宝丰寺汝窑的两位主要挖掘者孙新民和郭，在他们的著作《汝窑》中再次提出：“汝窑是贡窑，而不是官窑”。考古当事人一再强调汝窑是贡窑，不是官窑，这确实值得“汝窑官窑”论者的重视和考虑。
申报清凉寺窑为“汝官窑”或“关汝窑”的主要依据是“宝丰清凉寺出土的汝官窑器物比故宫保存的要好”。因此，没有其他强有力的证据支持。基于“更好对比”的学术结论的理论渊源究竟从何而来，实在不得而知。
窑址不止一个。
近年来，在北宋汝州地区及周边地区发现了其他烧制青瓷的窑场。如内乡大窑店窑(邓窑)、鲁山段店窑、汝州章贡巷窑、汝州沿河店窑、新安城关窑、益阳杰西窑、二里庙窑等。这些窑不仅烧制青釉瓷器，而且在工艺上与清凉寺窑相似。
内乡大窑店窑是宋代邓窑。考古学家在这个遗址收集了“尧司”的瓷片，他们认为这是“北宋官烧的实物见证”。在这种情况下，它表明邓尧要么向朝廷进贡，要么与朝廷就定烧的采购达成了协议。此外，邓窑遗址和“窑师”瓷片的发现，也印证了叶坤“唐、邓、耀州皆知”的说法，是有证据的，不是谎言。
庐山段的铺窑更值得关注。宋鲁山、宝丰属汝州。青丝窑起源于北宋，离它不远的鲁山段店窑在唐代非常有名。段窑烧黑釉瓷，段窑制作的接骨木受到唐玄宗的喜爱。该窑烧成的黑釉瓷器被业内认为是钧釉的鼻祖，即
民间有句话叫“早期没有你我分离”。这个说法说明：第一，君和你曾经在同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应该是庐山段店；第二，钧瓷的发展和汝瓷的生产技术经历了从鲁山瓷到钧儒，再到钧儒的过程。一项新的生产技术总是要经过一定的历史沉淀，不断总结前人的经验，这是第一个。第二，一项生产技术的改进需要大量的人参与劳动创造并形成规模，从而推陈出新。没有唐代以来庐山端典窑的烧瓷工艺，没有邓州窑、汝州张公祥窑、新安城关窑等无数窑工的共同创造，宝丰梁青寺窑不可能凭空崛起。
前不久，有人公布了汝窑器上的铭文：“丑年乙冬月，雪至泸县大窑厂，匠师张长子移往城北一万步处，聚青器造形。”丑年B推断为宋元丰八年，即1085年。今年梁青寺仍属庐山管辖，端甸窑工来梁青寺做青瓷是合情合理的。这比陈万里先生认为汝窑烧宫瓷的时间是1086年晚了一年。也就是说，清凉寺窑是在端店窑工迁往清凉寺的第二年(1086年)开始烧宫瓷的。今年是宋哲宗元年，也是龙兴(宝丰)复县之年。不过这个碑文的来源还需要考证，这里只能作为参考。
e="text-indent:2em;">历史文献的再认识《宋史·地理志》记汝州贡御的物质没有瓷，与汝州同属京西路的河南府（今洛阳）则贡有瓷器。《宋史·地理志》记述贡瓷器的地区还有：邢州、耀州。既不见《宋史·地理志》有汝州贡瓷器之记载，而又有周辉“宫中禁烧”之言论，很显然，汝州之窑与宫廷之间的关系定性为：定制、采购更加妥当。
周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之言有一层含意是：宫中向窑户定制采购，御选后剩余部分窑户可以出卖。定制和采购，不仅语意上说得通，实质上也与宋代宫廷物质供应制度符合。
当然，定制和采购，并不排除汝州某些瓷窑可能具有贡窑性质。只是，在诸多瓷窑中到底谁承担了当年的贡御任务？是一个瓷窑还是几个瓷窑？目前尚无从考证。
宋人最早记录汝窑的史料是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作者在书中赞美高丽瓷器“狻猊出香”时说“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此记与《坦斋笔衡》所记“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的说法大体一致。但是，这两则相对可信的史料，均不曾提及在汝州设官窑的问题。
查《汝州地方志》亦未见有宋时汝州设“官窑”的片言只语。这与我国历代地方喜欢借修志之便炫古的风格不符。明代的《汝州志》虽然一度提到了汝窑，但所用文字与明代其他所涉汝窑问题的著述一样，均系抄袭南宋人的笔记，无参考价值。
另有值得反诘的问题是，南宋顾文荐《负暄杂录》所言“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此时，如汝窑是“官窑”而京师再置“官窑”岂不是两相矛盾，连称谓也无法理清了？
1989年3月，在清凉寺附近的大营镇一寺院旧址，发现了窖藏汝窑器47件。1999年，在汝州市原宋代府衙附近的瓷器集散地，发现有破碎的汝窑瓷器。2006年，叶县文集原宋代集镇，发现有汝窑瓷片若干。以上证明，汝器虽然珍贵，但并没有被宋朝宫廷绝对垄断，如此，才会有周密《武林旧事》记张俊向宋高宗贡献16件汝瓷一事。
正如汝窑发掘人孙新民、郭木森《汝窑》书中所强调的，宋至明清的文献均称“汝窑”，而从来没人提出“汝官窑”“官汝窑”的名字来。这实际上是明清两代人的聪明之举，不为古人分忧。不可尽信古，亦不能随意篡古。还是循宋元明清以来的通说称“汝窑”为妥。如此，既不失科学精神，也不跌“汝窑”为五大名窑之魁的身份地位。
总之，汝窑是名窑，不是官窑；北宋宫廷使用的汝窑器以定制采购为主；汝窑可能有贡窑，但贡窑在何地、是何窑口，尚无法确说；清凉寺汝窑也许有贡窑性质，也许是宫廷用瓷的重要采购处，但不是“汝官窑”，也不是“官汝窑”；汝窑窑口不止一处、两处，因此汝瓷的面貎是多样的；汝瓷的存世数量会随着人们对汝窑认知水平的提高、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不断增加；汝窑的神秘面纱最终会被科学和事实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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