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美术馆与乡村社区：潜在对话的显现
时间：2021-06-15 来源： 作者：亚星艺术网 点击次数：
最近农村美术馆成了热门话题，和往年的社区美术馆一样。它强调艺术进入人们的生活，而不仅仅是创造一个艺术的中心体，一个在农村，一个在城市。但在中国城乡的命题中，农村离不开城市形态，所以城市中的美术馆也会成为农村的目标。
就像当代美术馆的兴起是由当代艺术家在大城市现场做艺术活动推动的一样，乡村美术馆也是艺术家自发的“艺术乡村建设”过程中的衍生品。至少从意愿的角度来看，艺术家不仅通过艺术乡村建设将当代艺术移入乡村，而且因为美术馆是艺术作品凝聚的地方，艺术家在实践过程中需要一个固定的空间作为仪式性的回顾。
当然，从理论上讲，乡村美术馆也带来了更多的文化地方性和文化创新的特殊性，在生活记忆、民俗与当代艺术、艺术家与村民的对话之间形成张力和体验，从而形成社会实验和学术讨论的空间。
艺术架起了与村民交流的桥梁
虽然农村条件比不上城市，但美术馆有时也因过于简陋而被称为非典型的农村美术馆。比如四川美院的介绍的杨力艺术合作社，广州美院的介绍的袁美术馆，都有一个重点：他们原本并没有想搞美术馆，而是在艺术理论上用参与式的方法在农村实践当代艺术。这种社会实验有一种机制批判的视角。包括10年前乐进在他的家乡西北的石碣子建立的石碣子美术馆等。大都市周边的农村美术馆可能设施比较好，比如上海青浦区的莲塘客美术馆。乡村美术馆几乎是对当代艺术的反思，甚至是对白盒中心主义的批判。虽然因地域条件不同而有所不同，但艺术家们正在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通过艺术与村民建立沟通的桥梁。
近年来，艺术家、策展人和美术学院的努力是农村美术馆崛起的直接力量。当然，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的角度来看，公共文化政策和公共文化管理也在向前发展。比如，2021年，文化旅游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发文《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2021年，上海市文化旅游局将“艺术社区”写入2021年公共文化服务创新工作规划。这些都是社区美术馆向乡村美术馆发展过程中专业与行政互动的有效机制。例如，社区枢纽站与宝山公共文学空间的合作，意味着宝山区文化旅游局将宝山村的一些闲置粮仓空间改造成宝山区一级的小型文化综合体，如罗京镇的唐湾村、月浦镇的月氏村等，使现当代艺术的展览和讲座可以直接送到村长那里。当然，还有一些地方已经是居民区，但是城镇所在的地方，也需要提供这样的公共文化服务。自2019年以来，宝山区政府通过这些公共文化空间进行了不同于以往群体文化体系的创新。由于新美术馆鼓励文化的综合身体功能，宝山公共文化空间是城乡社区美术馆在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方面的新路径。
关于农村艺术社区和农村美术馆的讨论，经常卡在“谁的国家？”“谁的空间？”其实这个问题不用纠结，也许任何判断都会是武断的。事实上，情况比简单的判断复杂许多倍。至少，类似于国家要钢琴还是当代艺术的问题，实践证明，国家也是需要的，就像村民需要住在城市里，村民需要好的医疗设施，村民需要好的学校让孩子读书。目前，村民的需求显然被贴上了城市人甚至中心城市人的需求的标签。在文化服务方面，当然，村民也需要像城里人一样享受高层次文化的权利。因此，虽然农村本质主义听起来很合理，但它是基于城乡不平等的概念，是默认的或有意识的。文化艺术可以作为移动内容在城乡之间流动。其实“建设艺术村”就是做这样的工作(现在叫“创造艺术村”)。因此，在我参与的过程中，我会特别警惕这种似乎是真理的农村本质主义对农村文化的限制。换句话说，从文化意识到文化创新，也是农村文化的目标，即农村记忆可以博物馆化，但农村文化应该在动态的艺术博物馆化过程中，农村儿童面临的新的文化形态在到达中心城市之前不会陌生，也很难干预。农村应该在文化意识上表现出信息平等和交流平等的优势，这样农村就不能再在文化生活环境中被边缘化，甚至可以积极发挥农村资源的作用。
让社会本身成为一件艺术品
艺术在城乡之间流动，艺术家在城乡之间流动，这不仅会使艺术真正在农村美术馆发展，而且会推动当代艺术创作和理论的发展。「参与式艺术」如何脱离白盒游戏？这个游戏对于艺术家来说想象力太丰富，在我的理论中一直是一个反问句，因为它取决于假设的观众从属性进入艺术家意图的作品。
当你到达社区美术馆或社会现场时，以艺术为互动媒介的艺术形式变得更具挑战性，由于主体之间的位置和关系的变化而变得多变甚至倒置。因此，除了定期展览和讲座之外，乡村艺术博物馆还作为艺术史公共教育的支持系统，新艺术推动了乡村社区的形成，使这种参与性艺术成为可能
术在当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样的艺术，不管是在乡村美术馆里面完成的（一般是将展出的作品中有村民帮助的成分），还是更大可能性地在乡村美术馆之外的形成的作品，其作为一个艺术连接村民的媒介，从“参与式艺术”（艺术设定为可参与其中形成作品）到“动员式艺术”（艺术设定为社会动员本身以形成社区性）是乡村美术馆价值的体现，并远远超出一般概念上的美术馆，即以前的乡村以村头大树为小社区，而现在可能就是以美术馆为大社区，以前是以祠堂为传统规训的场所，而现在以美术馆为启迪未来的心智空间，其对艺术的社会学要求不同也会直接导致艺术社会学的转向，即从艺术中做社会学研究到让社会成为艺术作品本身，而这样的艺术学更侧重于如何去发现、挪用和制造这些事件，而作品本身就在社会中。 从“艺术社区在上海”到“上海力量在长三角”的过程中，有一部分的理论和策展在社区枢纽站的工作中，特别是从“艺术乡建”到“乡村艺术社区”的关键词发展，本身也证明了这项工作层层推进的属性。而从我策划的2021年4月到6月在浙江三门县横渡镇大横渡村连续三个月的“社会学艺术节”，更是将社会学与艺术学重合了起来，比如一根很大的河沉木在美术馆的前面但要挪用空间位置，因为大吊车无法开到跟前，当即策划了100个老村民一起抬这根大树干到固定的位置上，并作为美术馆的镇馆之宝，因为它不只是一根木头，还包含了村民搬动大树干时的力学经验和村民意愿。这不但是艺术家与村民之间的潜在对话的显现，而且也是艺术家与社会学之间的潜在对话。
横渡美术馆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被计划和实施的，它就在横渡的一片山田间，美术馆的建筑体标志着时尚与乡村利用的有效结合，它不是一个白盒子的封闭空间，而是通过玻璃墙体与部分厅顶部与外部景观连成一片，通过建筑体与建筑体中间的半露天过道多边形组合，让小建筑体有迂回的虚实空间的心理扩大化对应，从而使整个建筑体通透了出来并很有必要地放大了美术馆结合农业的可休闲属性。开馆展是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耿敬策划的“费孝通：富了怎么办”图片展和“我眼中的乡村美好生活：村民手机摄影展”，尽管它的内墙和照明不符合美术馆要求，美术馆外的景观设计也太过低端商业设计公司的业务套路甚至于破坏了美术馆周围的艺术家驻地创作完全的雕塑与装置，乡村美术馆还在路上，这种问题只能有待于今后的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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